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使我的思绪早已飞到了四十年前，那是知青上山下乡落户的年代，岁月如黄河的流水，时光飞逝，时间沉淀知青的情怀，岁月酿造记忆的美酒。那是一九六九年正月初二，是我们下乡后在农村过的第一个春节。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在这一伟大号召下，我去了林建二师四团罗山府农场，它位于甘肃庆阳县的子午岭山区，东以陕西省富县接壤，主要农作物以大秋为主，玉米，糜子，谷子，洋芋，豆类等为主。和我同去的还有兰州第十六中学的一百多名同学，分配到了罗山府农场的二连、四连，我和三十二名同学分配到了四连的梨树弯。我们就住在大山深处的几孔窑洞里，这些窑洞历经风雨，破烂不堪，而吃的更别提了。现实情况与在兰州招收我们去林建二师的那些工作人员所宣传的截然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好多同学开始往家跑，我也有这个想法，但当时对我们的看管很严，不是想跑就能跑的，有些跑的同学被抓了回来，受到严厉的批评，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改造思想。但真实情况是抓回来再跑，就这样好多同学还是在春节前跑回了家。

我们就住在大山深处的几孔窑洞里，这些窑洞历经风雨，破烂不堪，而吃的更别提了。现实情况与在兰州招收我们去林建二师的那些工作人员所宣传的截然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好多同学开始往家跑，我也有这个想法，但当时对我们的看管很严，不是想跑就能跑的，有些跑的同学被抓了回来，受到严厉的批评，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改造思想。但真实情况是抓回来再跑，就这样好多同学还是在春节前跑回了家。( )

我们从早一直走到下午六点左右，才到达盘克公社，此时天色有些暗了。记得那时盘克只有一家带小饭馆的旅社，住一宿八角钱，然而我们倆没敢住，不是因为没钱而是怕住在这里，被抓回去，正在我俩不知所措时，街上走过几位农民，我们从他们口中得知，在他们家里也可住，每晚每人只要三角钱，还能喝一些稀饭，我俩商量后欣然去了一个农民的家，他家不远，下一个坡就到了。他弯着腰走在前面带路，我仔细打量他，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大概五十多岁的摸样，或许还没有那么大年岁，只是生活的沧桑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脸上，使他显得过于老了点儿，我们边走边聊，得知他家里有老伴，儿子，儿媳和一个女儿。他姓张，我们叫他张伯。不一会就到了他家，正好赶上吃晚饭，我们喝了一些包谷糝的糊汤，与张伯闲聊了几句，天色已经很晚了，再说，走了一天的路，实在太累了，张伯看出我们很困，对我们倆说；“娃快上炕，我们在窑大，炕也热，你俩就和我们一块睡吧？”我一看，这炕的确大，比我们的两张双人床还大得多，只见炕上依次睡着张伯和老伴、儿子儿媳，再就是他家的女儿。我们只好挨着他家的姑娘睡，虽然当时我们刚走出校门，步入社会，没有什么经历，但我们懂得男女有别。这样睡觉，我俩显然不能接受。我问张伯：“你家还有住的地方吗？”他说“还有一孔磨窑，有一个炕，但没烧”我说“那我俩就去磨窑吧睡吧”张伯瞪着眼说：“娃，哪儿冷得很，你俩就睡这吧！没啥，我们农村人都这样。”经过一阵商量最终我们决定我们还是去住磨窑了。张伯一看我俩态度很坚决，只好同意并叫他儿子去磨窑烧炕。过了一会，他儿子回来说炕烧热了叫我们过去。进了磨窑，这里只有一个炕，一台磨，其余什么也没有。窑里冷得和外面差不多，庆幸的是炕是热的，也就只能将就了。因为这么晚了，也不可能再找别的住处。我俩盘腿坐在炕上，炕烧得有些烫人，坐不住，我们只好蹲在上面，就这样过了一两个小时，大概到夜里两三点，炕渐渐没了温度，我俩冻得瑟瑟发抖，终于熬过了难挨的一夜，第二天一早张伯叫我们过去并关切地问：“娃，冻坏了吧”我俩什么也没说，坐在他家的大炕上，又一次感受温暖的可贵，暖了半天才缓过劲来。这时他儿子端来了苞谷糊汤，喝了两碗，付了六角钱住宿费，我们又上路了。现在想起来，那个年代农村的人日子过得真艰难，一家几代人就同住在一个炕上，真可怜。

我们向盘克镇出发，准备搭乘班车回家，可到镇上一问才知道大雪封山，班车好几天都没来了，估计这样的天气不会有班车来了。听当地的人说庆阳合水县有去兰州的班车，从盘克到合水县六七十里，一天可以走到。没别的办法，要回家只有去合水县，说走就走，我俩毫不犹豫。

天阴沉沉的，还不时飘着雪花，茫茫的雪原死一般寂静，只有我俩踩着厚厚的积雪，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一片片雪花悄无声息地落在我们的头上，脸上，身上。走了大约两三个小时，眼前是一个岔路口，我们愣住了，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又没有人可问，遇上这样的冰天雪地，就更没有人出门了。庆阳地区人们都住地庄，所谓地庄就是在地上挖下去一个四方坑，然后向三面挖窑洞，一面是一个坡，便于出行，所以在大雪覆盖下想要找人问路是不可能的。正在苦恼之时，好友家琪从包里拿出一本很详细的地图，据说是一本军用地图，沟沟岔岔都标得非常清楚。按照地图的标记，我们到了段家集，虽说是一个集镇，但也没有几个人。我们接着翻过一道河沟之后，估计已是下午三四点的样子，那时知青都没有表，也只能估计而已。走在半山腰，看见路边有一户人家，我俩高兴极了，心想，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这是一路走来碰到的第一户人家。当时的心情无法形容。我俩进了这个陌生的小院，我轻声问：“有人吗？”没有人回答，我俩大着胆子往窑洞门口走了几步，大声问：“屋里有人吗？”这时，从屋里传来一个妇女的声音，是纯正的庆阳方言“快到屋里”我们进入窑洞，看到炕上摆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节日食品，油饼、麻花、馓子，还有瓜子之类的东西，我俩心里热乎乎的，肚子早已咕咕作响，心想，运气不错，总算碰到好人家了，一个三四十多岁的妇女站在炕边，笑嘻嘻地看着我俩。我忙问：“去合水县，路怎么走呀？”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合水县还远得很，今天你们是走不到了，住上一晚，明天再走。”她一边热情的招呼，一边又和我们拉近乎说：“去年五、六月份在盘克见过我们”听到这里我俩一下子警觉起来，我心想：去年五、六月份我们还在兰州，她却说是见过我们，纯粹胡说，再仔细端详这个女人，描着眉，涂着口红，说话妖里妖气，在那个年代农村根本没有哪个女人能这样超前的打扮。我心想，难道是一个妖女，还是……，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还是很紧的。我们赶紧退出了窑洞，走出院子。那个妇女赶出来对我们喊道：“小兄弟，你们住下吧，明天再走，合水县还远着呢”（其实从川里上到源上就到合水县了）我们头也没回，就这样离开了那户人家，继续向合水县走去。我对家琪说：“好不容易碰到一户人家，但热情的让人接受不了。”家琪说：“刚才我们应该吃上她两个油饼，喝点水再说。”但眼下受着寒冷，饿着肚子继续赶路。走了一天的冰雪道路，脚好像已没了知觉，从早到晚现在除了在张伯家喝了糊汤外，滴水未沾。家琪从包里拿出冻的像石头一样的苞谷面馍，啃一下，只能留下牙印儿。真没办法，只有咬牙坚持。

大概下午六点多钟，我们终于到了合水县城，那种兴奋的心情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决定先找一个旅社住下，然后再找吃的。我俩来到一个旅社门口，正准备往里走，几个戴红袖标的民兵向我们走过来问：“从哪里来，到这里干什么？要到哪里去。”我们吞吞吐吐的说是来这里找亲戚的，随后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旅社门口贴了一张通缉令，上面印有一张逃犯的相片，相片模糊不清，但有些像家琪，情况变得非常严重了。我们也害怕极了。民兵小分队又来了十几个人，硬要把我的好友带走，我站在前面护着不让他们带走，当时只想，今天这一劫在所难逃了，只有一拼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突然传来一声呐喊：“你们干啥？这是我们兰州的邻居的孩子，来找我的，什么通缉犯胡说八道”随之一个人手持木棍的人拨开众人来到我俩面前，他比我们年长，眉清目秀，和蔼可亲，他非常热情地说：“走，去我们那儿。”原来这个在危急时刻解救我们的人是兰州医院的大夫，响应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向农村巡回医疗。因民兵小分队的那伙人认识他，再看民兵小分队的那伙人，像泄了气的皮球，呼啦一下都散了。这时我俩才醒过来，这个救命恩人名叫张国华，虽不认识，可感觉很亲切，是他在危急时刻救了我们。此时的语言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感谢的语句都说不出来。我俩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了亲人，泪水毫不掩饰的夺眶而出。这位大哥哥一边语气温和的安慰我俩，一边带着我们朝他的住处走去。那种身处异乡异地的落寞感一下子没有了，内心深处只有对面前这位既不认识，又非亲非故的恩人的尊敬和感谢。

这时天已完全黑透了，不一会儿到了他住的那家旅社，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位年纪稍长一些的阿姨，她们和这位大哥哥一样也是来这里支农的。再看我俩狼狈透顶，一脸憔悴，还真有些“逃犯”的样子。脚上穿的鞋成了两个大雪疙瘩，根本解不开，也脱不下来，一位阿姨端来热水让我们连鞋一块儿泡进水中。冰化了，鞋才脱下来，那几位阿姨一边给我们俩洗鞋，一边流着眼泪，一问才知道她们的儿女也在下乡。

坐在热炕上，吃着阿姨买来的饭菜，这是两天来吃的第一顿饭，真香啊！在这些好心人的帮助下，我俩终于回到了家。

这就是我回家的路，这一路写满艰辛酸楚，也遇到了善良和感动，存储了感恩和情谊。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记忆仍然那么清晰。

随着历史变迁，知青大返城，我也回到了兰州，经过努力，最终如愿以偿，找到了在那危难时刻解救我们的恩人张哥，他已退休，一切很好，我们一起聊了许多，真是有说不完的话，也一起回味了当年那段经历，话语间表达了对张哥深深的敬意和感谢。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幸福。

艰难的经历给了我生活和工作的动力使我懂得真情的可贵和无价。

这是一段回家的路，也是一段人生的路，更是一段难忘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