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有了小卧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还在黄场村玩泥巴的时候，去兴镇逛街多半是走路，走啊走，总是走不到。有时爷爷会用手推车或架子车推着或拉着我或妹妹，坐一会跑一会，我们是轻松点了，可爷爷却常常要额头冒汗，多半要在过了三里村的地方歇一会儿。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不管是兴镇街还是安王外家，都是比较远的地方，不是一抬腿想去就能去的地方，尽管兴镇的油糕让我垂涎。即使读兴镇中学后，也依然没有改变这种印象。直到1987年暑假回故乡为奶奶奔丧，从兴镇下了车一个人往回走，才觉得不过牙长一点路，居然枉费了我的三年青春——大约那时是因为营养不良没有劲走路，兼或与肩上三天乃至一周的口粮有关罢。

家里那辆飞鸽牌自行车，是父母结婚时就有的，还是后来重新置办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那时村子没有几辆自行车，我们家的自行车常被当着迎亲的坐驾，偶尔也会被人借去骑，当然得分关系亲疏。母亲个头矮，见她用脚尖够踩脚踏的样子，我总是担心。一次在拐向坡头公社的丁字路口就出了事，被一青年撞倒受伤，鲜血直流。待我上桥陵中学后，一般就不用母亲带了，但我却不常骑，乃至后来上了兴镇中学也不常骑，一是怕丢，二是我要是骑到了学校，家里有事就不方便了。大约在我上兴镇中学的时候吧，那辆老旧的飞鸽已经淘汰，换成了永久牌的。飞鸽和永久都是那时自行车里的名牌。( )

在周至县补读高三期间，家里自行车基本上成了我的专有，后来还给妹妹买了一辆无梁的女式车，直骑到高中毕业。我结婚后去丈人家，想骑自行车了就骑，嫌累了就乘汽车，只是汽车通不到家门口，得走一节土路。而住着生产队饲养室的丈人家，那时竟有着两辆摩托车，让我很不理解，觉得岳父不会理家。但妻哥妻弟常常骑着摩托到骆峪乡或广济镇来接我们，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方便。我也学着骑了几回，但因为不常骑，终究不熟练，有一回就熄火在村外坡下,与妻子挣挣巴巴地推回了家。

当年农村生活主要靠步行和自行车，城市生活后又多了个汽车，尤其西安生活后，公交汽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妹子还有了电动摩托。在黄场村老家时，几乎不出远门，主要是因为经济困难。在我离开家乡前，仅去了县城两次，一次与母亲，一次与三舅，母亲带我吃了次羊肉泡，三舅带我看了场电影，都是骑自行车带我去的。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家的日子也小康了，不再过分心疼那几个路费，回华阴和蒲城老家乘汽车搭火车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父母为此满足，我们也为此心安理得。

没想到社会进步得太快了，三十多年前还是自行车当道，现在居然成了小汽车的世事了。尤其2008年后，身边的小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你家有了，他家有了，就是我家没有。我倒不是怕别人笑话我落伍成了城市贫民，出门只知公交不问出租，而是觉得对不起了父母——他们竟盼着七十岁的到来，到了七十岁坐公交就免票了。可出租车不免票呀。父母当年给了我们自行车的惊喜，我们如今不报答以小卧车，是说不过去的。关键是，人家的父母都风光地坐上了子女的小车，不说走亲串友方便，上县、上省城逛也就一天两天的功夫。而在西安，不管是周末去终南山下吃农家乐，还是节假日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旅游，都过上别样的一种生活了，而我的父母，却还要不辞辛苦地挤公交乘汽车赶火车，我怎能不心疼和惭愧呢。

尽管单位要集资建房，尽管父母不太愿意，我还是抽出一定资金买了小车。尽管不是什么高级车，却让我有了前所未有的主人翁感，尤其感觉生活档次一下子提高了，似乎进入了中康水平——钱总存着，有钱也是穷日子；钱不够花借着花，没钱也是白领子。把他家的，思路比门路更重要。解放思想不是一句容易话。可节约总是美德吧？借别人钱办自己事算码事吗？！

爷爷吃力地推着我上兴镇街、母亲吃力地带着我上蒲城县的情形历历如在昨日。接下来我要做的，不是纸糊个小车烧在爷爷的坟前，而是带着父母去华阴，走蒲城，到他们想去的地方。不同的是，我不需要再费劲地推、拉或蹬了，只需油门一踩便是。他们也不必受毒日、风雨、颠簸之苦，天窗一开还能兜风，广播一放还能听歌，DVD一插还能看电影。早晨从西安启动，中午就可以在兴镇街吃上脆皮油糕，下午就可以在桥陵石马套游览上风光。

车啊车！有车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