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扁担的文章



篇一:父亲的扁担
自打有记忆起,父亲的肩头似乎一直压着一根扁担。有半爿毛竹削制的竹扁担,也有用松木削制的树扁担。
我们的家坐落在四明山深处的一个叫外厂的小山沟里,房子背靠的是前门山,对门的叫上坑岙山,左面叫雷龙岗头,右手的叫羊山湾。孩提时代,全村62户人家,分居在方圆十几里地的分别叫石壁里、里厂、外厂、龙潭坑、草鞋岭脚这五个自然村中,村的大名叫甘坑庵。文革时一度改名为东方村。听祖上说,许久许久以前此地有一尼姑庵,后来,四明山上的强盗掳去尼姑做压寨夫人,于是人去庵倒,及至我辈已无从觅得庵迹。我家位于外厂,这里散居着12户人家,分别有朱、龚、宓、姚、叶五个姓氏。村支书及生产队长长期由外厂人担任。因此,外厂可谓是甘坑庵村的政治中心。
外厂面对甘坑庵水库,水库位于上靠岙山和羊山湾山的夹缝里,坝是泥坝,但很坚固,建于六十年代。每当秋末或雨后,水库上雾气弥漫,层层叠叠,将四周群山的沟沟壑壑填得严严实实,我们的家隐隐约约地只能看见屋角,俨然成了仙山楼台,充满神秘而美丽。
全村地广人稀,全村的农活只有通过广播派工,天还蒙蒙亮,太阳象一个鸡蛋黄,淡黄色的一个圆盘,裹在浓浓的白雾中脱不出身。生产队长的派工声从浓浓的雾气中穿透过来,颇有点仙人布道的味道;由于山谷重重的回音,以致后一句话已经说出,前一句还在群山之间回转。
父亲是村里出了名的劳动能手,无论是山上的、地里的,还是田里的活,他都干得得心应手,让人佩服。因此,他的工分总是村里最高的。同样以工分计酬的村支书和生产队长年底的考核工分总是参照我父亲的,我们那里叫撞分。
因为,我们家上有老奶奶,下有我们兄妹三个,母亲又体弱多病,因此,无论父亲多么努力,年终结算,我们家在村里还是超支户。为此,坚持供我们上学读书的父亲常常要面对那些劳动力多的乡邻的诘难。我们兄妹三人,各间隔四年,我上高中,妹读初中,弟弟上小学,阶梯分布。与我同龄的人大多数已是家里的正劳动力了,与妹同龄的也成为半劳动力,与弟弟同龄的则放牛打草。那时,一个正劳动力劳动一天挣10分工,小孩子放一天牛挣3分工,成年妇女劳动一天得六分工。因此,家里有个半劳动力,就能在养活自己的同时解决不少家里的困难。一些眼光放得比较近的父母就早早地让儿女放弃学业,学做农活。这样,他们的家庭就会生活得比较富裕和顺心,而我们这样的家就过得比较结巴和痛苦。为了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计,父亲似乎没有休息的时候。清晨,我们背着书包上学时,父亲已打着一担猪草回家;中午,别人在午休时,父亲顶着烈日在晒稻草;黄昏,别人已在饭后摆龙门阵了,父亲才迈着沉重的脚步,挑着一担柴禾下山。一年之中,只有农历三十和大年初一两天,父亲才不下地干活。
我那时虽小,却很懂事。放学回家,书包一放就背起背篓,提上斧头,边啃煮熟了的蕃薯,边上山敲枯死霉了根的树桩。一个假期,我家的屋檐下会垒起两码一人多高的枯树桩墙,等着星期天就一小捆一小捆地捆起来,挑到15里外的黄泽镇卖了换钱。因为树桩耐烧、火侯长,镇里的居民都喜欢。我那时一次能挑三四十斤,一般能卖七八毛钱。卖完柴,在街上的小吃店买一笼香气扑鼻的小笼馒头狼吞虎咽地吃了,然后,紧紧地捏着口袋里的几毛钱,美滋滋地回家。卖柴路上的辛苦和汗水被花花绿绿的钞票和那笼吃过许久还口留余香的小笼馒头冲淡得无影无踪。
那时候,在我们村,卖柴换钱的人很多,特别是在农闲时,有时会出现一长溜的卖柴人,有大人,也有象我这样十二、三岁的孩子;卖完柴,大人们会买些米、肉,以改善生活,我们则买点学习用的纸和笔,一分一厘都精打细算,没有一丁点儿浪费的。许多时候,我是跟父亲一起去的。有几次,身单力薄的我挑到半路挑不动了,父亲看见我越来越沉重的脚步就会从我的担上卸下几块柴禾放在他的担上,于是,父亲的柴担越挑越重,我的柴担则越来越轻。有一次,走到半路,父亲的左脚突然抽搐,他给左脚打上绑脚忍着疼痛继续艰难地挑着重担前行。每当开学前夕,父亲卖柴的频率会高许多,为了多卖柴多挣钱,有时会向山下的朋友借来手推车,那样,不但能多装运柴禾,还能省不少体力。为了分担父亲的辛苦,常常是父亲在后面推,我用一个拴在车头的长绳拉,一路上,父子俩还能说说话。那时,由于家贫没有钟,而卖柴必须赶早,于是出门的时间只有看星星估算,有好多次,由于估算错误,柴拉到黄泽镇,天还没亮呢。
由于常年辛苦劳作,起早摸黑,四十刚出头,父亲的头发就开始花白。五十岁时,父亲已是满头银丝,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深深地铭记在他的脸上和头上。解开上衣,肩膀上两块高高隆起且生了老茧的肌肉似驼峰般突起。凡是父亲穿过的旧衣服,两个肩膀上总衬着厚厚的垫肩,那是母亲为减少父亲肩膀的疼痛而特意缝制的。
恢复高考后,我成为我们村第一个高考中榜者,一时,四邻为之惊动。捧着高校录取通知书,听着四邻八村赶来贺喜的村民,父亲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我记忆中父亲惟一的一次落泪。为了庆贺,父亲杀了家中准备过年的肥猪,摆了十几桌酒席,宴请亲朋及乡邻。次年,我妹妹又成功折桂,一时间,兄妹先后上大学的故事成为小山村男女老少恒久的话题。
为了让我上大学有个时间可看,父亲和我一连卖了半个月的柴,终于给我买来一块中山牌手表,这块当年三十块钱的手表一直伴我到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然而,命运竟然如此作弄人,就在我参加工作不久,父亲都因常年的身体透支而病倒了。从乡卫生院到县医院,再到省城医院,历时两年,父亲的病终告不治。六十岁,父亲静悄悄地走完了他的人生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无波无澜,一生的付出,换来的是我们兄妹三人先后走出了大山。受我家的影响,乡邻们也逐渐看到了读书的希望,我们兄妹三人之后,这些年,小山村已先后有十几个青年考入了大学。
在安葬了父亲之后,我将母亲接到了城里生活。在告别老家时,我带走了父亲生前用过的最后一根扁担,松木制的。因为长年汗水浸泡,中间的一段已经酱红色。我把它放在书房里,每当夜深人静时,我会轻轻地拿起它,抚摸它,光洁的扁担里透着父亲淡淡的汗味。
父亲的扁担,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我对家、对社会的责任。

篇二:扁担
扁担弯了,被遗忘在杂屋的某个角落里。全身磨得发亮的扁担,即使布满尘埃,也依然泛着光泽,像是在向这个世界默默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
父亲是一根扁担,或者说被扁担压迫了一辈子,已与扁担融为一体。岁月流逝,父亲厚实的肩膀扛弯了扁担,扁担也压弯了父亲笔直的腰杆。
父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是与扁担相伴的一生。一个人的一生,若是和扁担缠在一起,那么他的生活轻松不到哪儿去,很不幸,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上个世纪初,即使已分田到户,偏远的农村,田少人多还得交税,一年下来,总得有那么青黄不接的两个月。迫于生计,推着手推车去推砖块。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手推车是一种独轮车,负重前行的话,会产生一种哭泣般悲凉的尖音,也许是劳动人民的心声,是对苦难生活的一种泣诉。而手推车的后面,往往还有一根很短的扁担,压在肩上就能减轻手臂的负重。16岁的父亲,很不幸自此就一生与扁担交上了缘,始终没有摆脱掉。(- )
尔后,父亲尝试着做过其它工作,却始终没有摆脱掉如影随行的扁担。他到机械厂做过苦力,免不了手提肩扛;走街串巷贩过干辣椒,用的却是最原始的工具——一根扁担,两个箩筐;农忙的时候,担完了自家的稻谷,还得去帮别人担稻谷,湿淋淋的一担稻谷,不下200斤,父亲咬紧牙关扛着,一挑就是一天。直到现在20岁的我依然挑不过60的他。
不惑之年得子的父亲,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从此,父亲铁定要与扁担相伴一生。我的出生,肯定是给父亲带来了不幸的,因为我属于超生。90年代的偏远农村,对待违反计划生育的家庭很疯狂,甚至可以说是很暴力。以前那种老式房子顶层都有夹板,我娘怀着我,在亲戚家房子的夹板上躲了三个月才生下我。没钱交罚款,第二天,我家仅有的那两间破旧的土坯房就被砸了。当晚,家人包括还在襁褓中的姐姐,就在屋檐下过了一夜。我说这些并不是想控诉些什么,只是,我确实给父亲带来了更多的苦难,父亲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一层。于是,父亲开始了那日日夜夜与扁担为伍的农民工生活。
为了养活这个家庭,父亲开始去建筑工地挑砖头,一天十小时,每天都是批着清晨的星光出门,戴着夜晚的月光回家。我不知道他在建筑工地上一天十小时是怎么熬过来的,且不说冬天寒风的刺骨,夏天近40度高温的蒸烤,单说挑着一担百来斤的砖块,颤悠悠地走在又高又窄的脚手架上是什么感觉?随时都有掉下脚手架的危险。肩上扛着来自生活的压力,脚却在与生命下赌注。
如果碰上黑心的老板,所有的艰辛还得都成泡影,此时的父亲,像一根被抛弃的扁担,被遗弃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谁理论去?嘴上虽不说,心却在流血。可再痛,生活还得过,父亲的肩膀,除了挑起建筑工地上那些乱砖碎石,还得扛住生活的苦楚、艰辛,承载生命的重量。
你伟大吗,父亲?不,论价值,你只能算得上这个世界上的一根扁担,被世人遗忘在尘世的某个角落,卑微地生,然后卑微地死,却要艰难地生活,命运对你是残酷的,你活着,似乎就是来世间经历一次磨难。
那么你一定很卑微了,父亲?不,我要替你高声呐喊。如果用你挑过的砖头铺成一条路的话,我相信,穷我一生之都走不完,而你正是用这些砖头,铺平了我人生路上无数的坎坷。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嘲笑、鄙视或不屑都无所谓,我对你只有一种敬畏。厚实宽敞的水泥路我尽量不走,高耸雄伟的大楼我尽量不登,当作我替这个世界对你的最后一点敬畏。我知道那上面有你及像你一样的人流下的汗,甚至是血,我什么都不能做,唯有报以深深的敬畏,谨希望世人能够容纳。
扁担弯了,被父亲硬生生地扛弯了;父亲也弯了,被扁担无情地压弯了。父亲,扁担,不断地弯着,弯着,渐渐地合成岁月的年轮。
扁担弯了,父亲老了。

篇三:两根树扁担
我曾有过两根树扁担,一根短的,一根长的。之所以强调是树扁担——用树料做成的,是为区别另外一种前缀是“毛竹”的扁担,听名字就知道它是用毛竹做成的,那是专为女人们准备的。男人家到镇上的生产资料站去买扁担,旁人问买什么扁担,他一定会高声说:买根树扁担!倘使是为自家女人买扁担,他也一定会说:脱(音T,替、给的意思)女人买根毛竹扁担去——两者决不会说错的。树扁担结实,挑重担也不会断,它不仅是男人家的专用品,里面的名堂也比毛竹扁担多。
跟老宅上的男人家一样,我最常用的是短的那根,除了落雨天不出工,几乎每日天离不开它,一上工我就要用它为生产队挑粪、挑水、挑塮,挑它可以挑的一切。它也是老宅上每个男人家手中最主要的家伙,用它为队里做生活、为自家寻工分,养家糊口。它老实本分,一上了肩,最多是跟着你的脚步一上一下晃悠。它跟它的主人们一样,一生平淡,缺少亮点,尽管它伴随过我很长时间,但直到如今我也想不出它有多少逸闻趣事来。
长扁担就不一样了,首先它有两个专有名词,先是叫上场扁担。从这个名字就可看出,长扁担是用来将田里的东西挑到场地上用的,它出场有特定的时间,就是每年的三个大忙季节。麦子、油菜收割了,靠它挑回来,早稻、后季稻收割了,也要靠它挑回来。挑这类东西,担子两头用担绳捆紧的堆座又大又高,论皮数各有十二三四皮,基本上只比人的高度稍矮一些。只有用长扁担,挑担人才能居于担子中间,力气才能派得上用场,因此它的身体要长出二三十公分来。
除了长,这根扁担两端是向上翘起的,这就有了第二个名字叫翘梢扁担。这个特点带出一个优点:用它挑担特别省力,也带出一个缺点:它脾气不好,一不对它的路,就会打挑担人的耳光。挑翘梢扁担必是要一个身强力壮、挑担技术娴熟的男人家,才能压得住它,或者说才能跟它相配。它也有点势利,见到小男人家初用这种扁担,必定会打人家的耳光——你刚把扁担放在肩上,身体向上一耸,担子没有挑上来,扁担钮却从担绳里跳出来了,啪的一声,一头打在了你的耳光上,即使灵活一点,它也会打在你肩上的。这时,你看那扁担,原来向上翘的翻了个身,变成向下弯了,好像不好意思似的,如果它有灵魂的话,那是在笑你挑担技术不到家。而你,仍然要再用它挑担,仍然要将它翻过去,仍然要让它向上翘,仍然要小心它打你。我刚使用它时,挑一担稻总要试几次才能让它落在肩上的。这种扁担要求挑得多,只有份量重,它才心甘情愿。还有要操作得当,当弯下腰扁担上了肩,要使个猛劲,并适时站立起来,来它个出其不意,待扁担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已上了肩,那向上翘的两头也已被重担压了下来,它想要打人耳光也不可能了。这时,它会随着我的脚步,随着我的“杭嗨杭嗨”声,在我的肩上一上一下地颠着。也只有在这时,翘梢扁担的好处才彻底地显露出来了。至少有一百五六十斤重的担子压在它的两头,挑担人一边走,它随着脚步一边在上下晃悠。在它向上晃悠瞬间,沉重的担子好像会暂时离开肩膀一样,能使肩膀在一重一轻之间有个歇息时间,实际上是在帮我使巧力,让肩上的重担在一时一时之间减轻些份量。
那段日子里,离开了长扁担还真不行呢。官路上的一队男人家迈着快步,随着近乎统一的“杭嗨”声,每个人肩上的长扁担都是一翘一翘的,从近中午(露水未干时不挑)到傍晚,挑着担子的男人家走过一队,又走过一队,是它帮着把劳动果实从田里运回到场上的,连带着也让长扁担风光了一阵。自然,凡男人家在过这一关后,还必然要再换一根长扁担,同样是翘梢的,只是它的梢翘得更厉害,用它挑担可更省力,难度也更高。而当你能熟练地用它时,那你在真正的男人家路上又前行了一步。
长短扁担的功用和表现如此之不同,但在我眼里都是我的伙伴,说它俩只是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虽说谁能挑翘梢扁担,表明谁是一个能赚头级工工分的男人家了,那要有个前提,必须先会挑短扁担,是短扁担练就了挑担者的脚劲,练就了挑担者的肩膀,从未挑过短扁担的人是永远不会挑长扁担的。尽管那短扁担平平淡淡过它的日子,一生出不了长扁担那样的风头,但过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的记忆里一直有它那短短的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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