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史铁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原籍河北涿县，1951年出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需要靠透析维持生命。自称是“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史铁生创作的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其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老屋小记》《往事》；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散文、随笔集《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其作品多次获奖，某些篇章被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协会评议委员会委员。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1月2号清晨，我和妻子赶到八宝山二楼西厅告别室时，铁生已经安放在灵柩里了。周围只有二三十人吧，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人号令鞠躬。铁生的妻子陈希米说：大家不要哭，铁生不愿看大家哭……请大家撒一些花瓣给他。我们就撒一些花瓣在他身上。陈希米说，我们跟铁生告别吧，我们就各自深深地鞠了躬。陈希米说，留下几个有力气的朋友，别的朋友就走吧。我们没有走，看着灵柩被抬上担架车，缓缓地推向焚化炉……
后来，我们又随着铁生的遗像，把告别室里的一些鲜花和铁生的一些衣物送到户外的焚化炉去。焚烧衣物时，陈希米突然对我说：“王安忆织的那件毛衣没烧，还在家里放着呢！”
我心头一酸。
我不知道是铁生跟她交代过的，还是她自己想到的。
这个日子，本来是定在1月3号的，不知为何又提前了一天。想了想，觉得希米的确是最理解铁生的人。铁生说过，人之于世，应该像徐志摩《再别康桥》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提前一天，或许是为了让铁生走得更为“悄悄”吧？铁生永远是这样低调，平实。他死了，这死唤醒了我们所有朋友和读者心中蛰伏已久的尊崇与爱戴，用我女儿从海外发来的邮件里的话——“网上早已悲恸一片”，然而铁生还是坚持着自己的低调和平实，由希米替他坚持着。他谢绝了灵堂，谢绝了花圈和挽联，谢绝了悲悼。他希望朋友们为他高兴，高兴他的一生终于战胜了灾难与残缺，高兴他终于有一点感悟与思考留存人世，高兴他还留下了一份肝脏，救治了天津的一个患者，留下了脊椎和大脑，供医学研究……
得知铁生病危的消息时，我正在广西北海，几个小时以后，知道他已经离去。本来我一家、何志云一家已经约好，元旦回京，是要和铁生夫妇做几乎每年例行的聚会的，为此我已经订下31日回京的机票，岂料下了飞机，赶到铁生家，只有何志云夫妇陪一脸疲惫的希米坐在屋里，另一个客人我不认识，却看着脸熟，有一种莫明的亲切。希米说，这就是《我与地坛》里那个“长跑家”呀。哦，就是那位“西绪弗斯”式的“长跑家”吗？记得铁生写过他们在地坛感慨人生际遇的凄凉与悲壮——
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儿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
或许因为“长跑家”在场，或许因为置身于铁生起居的地方，我总觉得铁生仍然坐在轮椅上，躲在空气中的一隅，默默地看着我们，就像他在地坛的树林里，察看着每一位过往者一样。我知道，倘若我向希米表达我的难过，铁生肯定会在轮椅上笑着看我。想着想着，我甚至为带来了一个花篮而尴尬起来——铁生和我，多次谈到死亡，他是如此地淡定和从容。他说过的，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而我，又何必要带来这个如此常规的花篮和挽带呢？
希米很平静地告诉我铁生辞世的经过，最后，她甚至有几分激动地告诉我，铁生去世没多久，她就接到了天津来的电话，说铁生捐赠的肝脏，移植成功了。我默然了很久，说：“真没想到，他还有一副肝脏可捐，我以为他已经浑身难找一处完好的地方了……”是的，他21岁截瘫，10年前得了尿毒症，双肾坏死，临终前已经是靠一周四五次透析为生，每次我见到他，都感到他的脸色日渐发黑，疑心病魔已然侵入肝脏，谁想到，这副肝脏，还救助了一位患者。希米说，她也感到惊讶，铁生的肝脏，居然还有用。希米还告诉我，铁生还捐了他的脊椎和大脑，这是他和长期为他治疗的一位医生朋友的约定，他说他死了以后，她尽管可以拿了他的器官去做研究，因为对他的病，医学界还有很多疑问。
本来我不想如此详细地介绍铁生的捐赠，因为这不符合铁生的性格，甚至我也不知道是否会违反有关规定。之所以要说出来，是因为陈希米告诉我，铁生的捐赠所获得的礼遇令她感动——既为那些全程监控着捐赠过程的红十字会人员，也为那些抱着肃穆之心执行手术的医护人员。他们移植完了器官，仔细地恢复了铁生的身体和容颜，使这个捐赠者很有尊严地远行，这使她对中国遗体捐赠事业的进步刮目相看。我想，说出这些铁生、希米应不会怪我，因为会有更多的人步铁生后尘，这也是他们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