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深入生活，创作反映那场惠及亿万农民的伟大变革的文学作品，我回到了故乡——山西省长子县城关公社庆丰大队。
庆丰大队地处县城内的小西街，从上世纪50年代初就一直是省、地、县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我的父亲刘来元，长期担任主要领导职务，1958年出席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有幸见到了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61年我初中毕业后，在这里，与父老乡亲们朝夕相处了五年。
唯如此，我选择了这里。
那时候，父亲已告老身退。但他睿智敏锐的目光，仍然注视着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农村改革。父亲告诉我：当初，因为眷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日子，一心想发家致富而死活不入社的郭喜龙，现在又翻了个过儿，开始反对分田到户的“责任制”了，真让人摸不透他肚里的小九九。
父亲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记得，表情是凝重的，语气是恨铁不成钢的。
老郭叔家原在我家旧居的隔壁。我隐约记得合作化初期他不愿意入社，赶着骡子下邯郸贩铺衬（碎布头或旧布，用于补丁或打袼褙），赔得血本无归，要卖地还债。我父亲和县上来帮助建社的工作组知道后，以合作社的名义向信用社低息贷了一笔款子，替他还了债。老郭叔受了感动，很快入社了。为了警示教育其他单干户，工作组以“一架算盘算出了两条道路”为题，办了个简易展览，老郭叔痛哭流涕地向前来参观的乡亲们讲述了不跟共产党走的危害……
现在，要“分田到户”了，共产党要公开引导大伙“发家致富”了，当年单干的积极分子为啥又要唱反调呢？
我决定去揭开这个谜底。
入了社又入党的老郭叔，被社委会委以重任——饲养员。
听了此话，一些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会说，你别逗了，不就是喂牲口吗？咋就叫“委以重任”呢？
诸位有所不知，那阵儿，不要说农业机械化了，就连辆胶皮轱辘车也很难见到哎。所以犁地送粪呀，拉磙碾场呀，煤窑载煤呀，运送公粮呀……几乎一切重活儿，都得靠牲口去完成哩。所以牲口，是一个社后来叫大队的多半份家当呢，你说重要不重要？上头下的统计表就叫“某某合作社或大队劳、畜力统计表”，就是说，那时，牲口跟人的地位是平等的。
我们大队的饲养室，从初级社到人民公社，换了好几个地方，最后盖在县城西南角旧城墙的遗址上。
是秋天的一个晚饭后吧，我带了瓶酒和一袋花生米，踏着煞白的月色，往村外去了。
在这边是垫圈的土堆、那边是出圈的粪堆、有着一股强烈的牲口粪便味儿的饲养室，我将酒跟花生米放在老郭叔卷起铺盖的光席片上。满圈干了一天活的牲口们，贪婪地吃着草料。靠外的一匹枣红马，看见我进来时还“咴儿咴儿”地叫了两声，使我倍感亲切。我记得，我们的谈话是从喂牲口说起的——当我夸赞由于老郭叔常年坚守在饲养室、起夜勤、铡草碎、拌料匀，才使得一头头牲口膘肥体壮时，从老人掉了牙的嘴里，竟发出了一声声长吁短叹。他喝了一大口酒，用“申冤”的口气说：
“唉！咱再操心，也操不了几天啦！小长安儿（那时父辈乡亲都以“小长安儿”或者“安儿”称呼我，很亲切），你是地委干部（我那时在地区文化局工作），你说说，这大队干得好好的，为甚要土地下户呢？土地一下户，我们这些老伙计们还不得四零五散？你说说，这是为甚呢？”
老人伤心的口气，痛苦的表情，一下子陷我于沉闷的氛围中了。不过，我也欣慰，我们的交谈，竟这般容易地直奔主题了。
“这是我们党按照群众的意愿制定的又一项大政方针。”我说，“实践证明，公社、大队这种体制，根本不适合我国农村的实情……”
“是倒是，对倒对。可是……”我的话被打断了，老郭叔接着说，“可是，我就是有点不放心咯！”
“你呀老郭叔！有党中央为我们把着舵哩，你有甚不放心的？”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父亲说他的话来，就说，“老郭叔呀老郭叔！不是我说你哩！当初入社，是党的号召，你死活不入；现在实行责任制，也是党的号召，你又不放心。是不是你这里有问题了？”
我用手指了指脑袋。
那次与老郭叔交谈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说罢上边那些话，老人一声也不吭了，牲口嚼草料的声音充斥了屋子。
看着老人低着个头，捏着盛酒的搪瓷缸也不喝，我心里一下子后悔起来：“唉！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当着老人的面，提那不光事做甚哩么！”
不知过了多久，老郭叔突然哏儿哏儿地笑了。
“老郭叔，你笑甚哩？想起甚好事来了？”我问。
老郭叔又喝了一口酒，还不说话。他放下搪瓷缸，转手从窗台上拿下盛着生烟叶子的一只破碗，装了一锅，点着，才说：
“甭你小长安儿揭我的老底！我跟你说，人，一天有三昏七迷九愣怔哩。你觉得那是我的短处，可我还觉得从那件事里头我自个儿还受益不小哩！就这话！”
受益不小？受什么益？
我不解其意。老人用抒情的腔调告诉我：土改一分到土地和骡子，他就做起了“富农梦”，总想投机捞一把，盖一座四合院大瓦房，拴起高头大马，雇个把长工，整天不动弹，端个水烟袋，吃香的，喝辣的。所以，共产党号召交出土地、牲口，入社，他心里甭提有多反感了。结果倒腾铺衬大亏本，不得不出卖刚刚分到手的土地。要不是共产党帮他渡过难关，准定是砸锅卖铁，重新沦为贫农。他说，这件事，让他真正认清共产党的“人缘”了——为老百姓谋利，为穷人撑腰。他最后说：
“要不是这来，我凭啥入了社又入党？这益，受得还浅吗？”
啊！我明白了，是初级社化解了他土改后的生存危机，他把党当成亲人了，他世俗的农民感情来了一次升华。这升华，奠定了他一辈子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的坚实基础。
然而，目下，在广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变革，也是党的号召呀，他为什么会“不放心”呢？
我把这个疑虑提出来，你猜老人怎么说呢？嘿！简直令人心动。你听：
“现在的公社、大队，都是党领导，往后分田到户了，一家一户的，党还管吗？靠惯党了，生怕失去这个靠山么，你当甚哩？”
啊啊！我的天！原来如此！
这寥寥数语，道出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多像“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所描述的啊！党领导的集体化，毋庸置疑，他们是拥护的；即便公社化以后出了些问题，甚至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他们也用大海一样的襟怀包容了；对责任制这个新鲜玩意儿不放心的，是怕失去犹如巍峨挺拔、坚定沉着的太行山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啊！
这的确是一次撞击心灵的交谈！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不肯离去。我常常想：就冲着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无比信任，每个党员，每个党的干部，都不可以办出愧对群众、玷污“党员”二字的事情来！怎么还可以黑着心去搞腐败呢？
几个月的深入生活，我既见证了群众对责任制火山爆发一样的积极性，也见证了一些靠揩集体油水生活的大、小队干部企图阻挡这一潮流的不遗余力；既目睹了像小山一样的粪堆在一夜之间被群众抢光的场面，也目睹了靠抓阄从饲养室牵走被老郭叔称之为“老伙计”的一头头牲口……这些珍贵的素材，被我写进于1984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春风又绿》小说里了。
现在，我的劳模父亲已然作古，为集体喂了一辈子牲口的老郭叔也已作古，但他们对共产党的这份赤诚，却是永远不会作古的。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