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很聪明，有灵活的生意头脑，她很勤劳；我的爸爸，他简直是个能工巧匠，也非常勤劳。他们有着一个最基本的美好心愿，那就是衣食无忧，家庭幸福，他们一直为此奋斗，但却一直活得战战兢兢。
我爸爸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到上海打工，是四川最早一批外出谋生的农民。他当时在拆迁工地当工人，施工队里出事是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小则伤筋动骨，大则命送异地。我妈妈1997年也去了上海，最初在施工队里做饭，然后在工厂做工，最后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的她敏锐而大胆地做起了卖烤肉串这个小生意。
我妈妈现在对肉串生意记忆最深刻的是“冲摊”，冲摊，就是一溜小摊正在热火朝天做生意，远远有城管手提棍棒走过来，像见到猛兽，所有小贩丢下自己的家当财产，撒丫子逃命。等缓过来，最值钱的推车什么的已经不见了，地上一片狼藉，大家找找还能收拾的东西，各回各家。
生活一直处在一种动荡的危险里，他们一直活在一种害怕和焦虑的不安中，最开始他们以为这是手里没有任何资本的缘故。
2003年，有了一点储蓄，爸爸妈妈转行做旧建筑材料，在拆迁工地上回收各种木头材料、门窗、瓦片之类，再整理卖出。这个活非常累，就是在一堆建筑垃圾里面刨出有用的东西，说白了，就是捡垃圾。但累其实不值一提，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
整理堆放材料需要场地，而规范合法且便利的堆放场地，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基本不可能，说到底，他们做的只是小生意。所以一般是在郊区找要开发又不急于建设的地方，找到相关负责人，活动活动，租下一亩左右的场地，没有任何保障地安营扎寨。
这样的地方通常挨近臭水沟或垃圾场，没有任何生活设施，房子是用旧木板搭的一两间棚子，水电自己想办法，总之就是自生自灭。即便这样，稳定依然是没有的，场地提前开工了，负责人调换了，上面的检查严格了，或者只是因为场地附近的居民不爽了，你便应该知趣识相地赶紧滚蛋。
爸爸妈妈他们8年里平均搬家频率是一年一次。以致后来完全可以半天盖好一座“房子”，一天解决所有搬家带来的混乱。
然后就是买主，这些材料的买主有小包工头，也不乏大工程负责人，这些材料完全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至少质量不会比那些“高效率”生产出来的新材料差，或者差一点大概也无所谓，重要的是价钱要便宜一半甚至更多。但永远没有固定的销售渠道，永远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的时候新搬到一个地方无人知晓，木头材料白白烂掉都是可能的。
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妈一直用“天要生你就会养你”这句很土也很有哲学味的话安慰我爸爸，他比较悲观，一有动荡便会唉声叹气。
但我妈的乐观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说了，我妈最开始以为她的不安全只是来自于赤裸裸的一穷二白，但后来她发现不是这样的。
2007年，我们家有了一点存款，当时正是中国楼市叱咤风云的时代，我们老家不少人倾其所有都在县城买了房子。我妈经过仔细权衡，决定把钱留给我和弟弟读书，她已经很前卫地把子女教育看做一项投资了。她曾亲眼目睹我伯父，一个本分尽职的乡卫生院院长为了供两个儿女读书，如何节衣缩食，砸锅卖铁。我伯父至少还是公家的人，而她只是个农民，所以她怕，非常怕。说什么，她也要把钱存着，她觉得那是保障。
但到2011年，爸爸妈妈发现他们的想法跟不上形势了。虽然她手里的钱略有增多，但和人民币自由落体般的贬值速度比起来，那点增加简直微不足道，也就是说，钱根本是放不得的。她想把它变成稍微有保障一点的东西，黄金这种硬通货不用考虑，那需要真正有闲得发霉那么多的钱。
她再次郑重地考虑房子，不过几年前的房子在这个时候已经像孙悟空一样，在价格上翻了N个筋斗云。好在赶上新农村建设，我们家的土地几乎全被规划在建设用地上，于是一下子凭空掉下了许多钱。
我妈正式决定在城里买一套房，那套房子现在还没完工，但大部分存款掉进了首付，而漫长的还贷之路还在等待着我们全家人。其实促使我妈下定决心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她发现，在我们老家，在城里若没有一套房子，娶媳妇比登天还难，姑娘们也许比她还没有安全感。虽然我弟弟还没到那个年龄，但我妈觉得这样的未雨绸缪实在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