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十月，我被从沧州运输公司借调到省公司，在办公室写材料。白天打交道的都是公文，诸如简报、总结、领导讲话等等。晚上，一个人闷在室内静静的灯光下，熬心费神地开始捉摸文学这活儿怎么干。作为一个有着坎坷境遇而又心存不甘的青年，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转折年代，要对这个世界发言，只能拿起笔来，萌生文学之梦也就成为了必然。后来读书，发现一位先哲的话道出了这种现象的原委，大意是：文学创作的源动力，是作家少年时代心灵所蒙受的创伤。早在来石家庄之前，我已经开始在省市报纸发表文章，但那属于通讯报道，与文学不沾边。现在拉开架子搞文学，一是受改革开放伊始，风云激荡的文学回归大潮所影响；二是少年时代的我，因家庭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命途遭际以及心灵上的伤痕已经深深植入心底，养成了内向而又沉郁的性格。我有观点无法诉说，有情感无处宣泄，压抑和积郁，总要找到一个宣泄的渠道。于是乎，用文学作品发声，表达见解看法，抒发内心情怀，也就成了笃定不移的追求目标。一篇篇在灯下炮制出的所谓文学作品，被我贴上邮票寄往报刊杂志，而后，便开始等待，直到等来一个又一个退稿的大信封。如此这般，屡投不中。眼看着一叠叠的心血之作变为废纸，一向自信的我也有些沉不住气，终于，在一首自认为能够引起轰动的诗作投出好久连回音都没有的焦躁中，我鼓足勇气，敲开了一位我所敬重的编辑的家门。
此人名叫边国政，曾在我们下属的石家庄运输公司工作。期间见过一面，聊得不多，但只言片语当中，已经感觉到此人才华见识的非同凡响。果不其然，之后不久他就以一首获全国奖的诗作《对一座大山的询问》崛起文坛，之后调到了石家庄地区文联，编一本叫《滹沱河畔》的杂志。我的诗稿就是投给他的。
边先生很热情。坐在他家简陋的沙发上，我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世、经历，讲述了我的文学观念和追求，话语中流露着忿懑、焦虑与痛苦。或许身边缺少能够倾诉的人，我像总算找到了知音把肺腑之言都道了出来。现在看，作为不速之客贸然造访已属唐突，再滔滔不绝就更不礼貌。但边先生似乎并不介意，或许是被我的真诚所打动，他听得很认真、很耐心，还不时点头，似乎能够理解我的苦心孤诣。我说完了，轮到先生发言，他以一种和缓而又深思熟虑的口气，先对我的志向给以肯定，接着，便开始给我讲述起来，都是我从未听到过的信息和知识，诸如文学界的现状和发展态势、诗歌创作的要点、诗人最基本的文学准备与素养等等。更多的是，讲述他对社会人生、世间万象的独特看法与见解。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呐喊诗人，此刻成了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者、一位诊脉的老医生，他由远及近、由表及里，结合着我的观念一一进行了剖析。他的话平实客观但切中实质，语言精准又不失鲜活灵动，充满了哲理的思辨、诗意的光泽。而且目光高远，才思敏锐，涉猎的知识面非常开阔，加之满怀善意，更使得娓娓道来的轻声细语反而产生了高屋建瓴的效果，让人恍然而生醍醐灌顶之感。
一番长谈下来，我对自己那篇“应该能够引起轰动”的诗稿不再抱任何希望。眼前这位真正的诗人，他丰富的精神世界，已经反衬出我学养的贫乏和见识的浅陋。自惭形秽中，很庆幸我没忘了做一件最该做的事，那就是全神贯注地聆听，力争记住每一句，以便事后进行回味反刍。我意识到，这样的对话，对一个只有初中学历、并在社会底层打工多年的文学追求者，即使不算绝无仅有，也称得上难能可贵。
告辞之时提到了那篇诗稿。他沉了一下，说：“你确实努力了，但写诗成名，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靠与生俱来的性格秉赋，加之特定的机遇，缺一不可。坚守固然可取，但几年了还没写出来，就应该考虑一下，走写诗这条路，是否适合自己……”初冬的石家庄寒气逼人，夜灯光下，和平路上的法国梧桐开始凋零。我踏着厚厚的落叶，在夜深人静的马路上一遍遍徘徊，内心十分激动，也十分悲苦。要知道我决定舍家抛业，一个人来到省城，并非想在大机关里谋求什么发展，我是想摆脱琐碎的家事，集中精力一段时间，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以此在社会上立足，把自身命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到现在才发现，这条路原来这么难走。还有必要在石家庄单身下去吗？何去何从，真成了摆在面前一个回避不了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