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王哲（1916-2005），女，吉林扶余人，从学生时代起即参加革命。后随丈夫傅骥由北京到山东，宣传抗日，组建武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傅骥牺牲于山东（烈士纪念碑至今犹存）。1940年，王哲由组织安排赴延安学习，他们唯一的儿子也夭亡于战乱。在延安，王哲又组建家庭，抗战胜利后，二人同回东北参加革命和建设。她于辽宁省妇联主任职上退休。王哲1980年代末曾在大连疗养，期间，女作家梁静枝与王哲同吃同住十余天，完成了对传主的细致采访，保留下珍贵的史料。后来梁静枝在这次采访的基础上完成了长篇小说《烽火青春》（大连出版社，2000年出版）。2011年，梁静枝在年近80高龄时，沿王哲同志革命的轨迹作实地考察，从吉林，到山东，又到陕西，缅怀前辈，重新整理当年采访，完成本篇革命回忆录并郑重交给本刊。其情令人感佩，我们决定全文予以发表，向革命前辈致敬。编者在编辑过程中，查阅了大量资料，参校部分当事人的文章，核对了人名、地名、部队番号及隶属关系等。但由于当年戎马倥偬，战事频仍，加之年代久远，当事人记忆互有参差，诸多细节无法——核实。因此，我们只订正了明显与史实不符的地方，其他均保留当事人的记忆原貌。不做细节上的补充完善，文字上也不做大的改动，保留口语化特征和女作家的细腻文笔。我们今天发表此文，使读者重温烽火岁月，感受纸上风云，志在激励人们，珍惜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以期无愧于前辈，有益于后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经作家梁静枝与王哲后代联系，其家人向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照片，在此谨致谢忱和敬意。
一、松花江边的童年
我妈怀我时，我奶奶的干姐看着我妈的大肚子，就讨亲情地说：“你家三少奶奶要是生个闺女，就给俺孙子当媳妇。”
我奶奶见她家的家底比我家厚实，就好心地把我这没见天的“名花”栽进门当户对了。
我会说话了，我奶奶让我叫还摸他奶奶奶子的六岁男孩叫小哥。
我妈不愿意。我妈因长得漂亮，扶余县城里东南面的大户人家王三少爷娶了她。因为我妈家穷，受王氏族人歧视。妈不想让我像她，将来被奶奶干姐家的高门户压着我。
到上学的年龄了，祖父说：“丫头不用念书。”我妈想从我身上找回尊严，妈说：“你好好念书，将来当个女教师。”在女人没有地位的旧社会，母亲把当女教师看成是光宗耀祖的光彩。爸想从我身上找到权力。爸说：“不，将来我的女儿要当县长！”
寂静的夜晚，烛光把妈给我缝小书包的倩影晃晃悠悠投在墙上，把我晃睡了。
第二天早晨，妈推开窗放进春风带来的凉气，扯起书包带一甩，小书包顶风摔躺在窗外。我从我们住的里间屋，若无其事地通过祖父住的外屋，再蹑手蹑脚弓腰通过祖父的窗外，拾起书包。不敢走二进院的正门，通过二进院东厢后的马厩、绕过影壁和雕梁画栋的大门洞，右拐进账房，穿大褂的爸等在那说：“走。”
走进学校，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迎着我们笑。
爸说：“这是校长，快给校长行礼！”我给他鞠了一躬。
他问：“哪年生的？叫什么名字？”
爸说：“1916年生的，还没有大名，校长给起一个吧。”
校长看一眼《校训》，说：“叫王敬诚吧。”
参加革命后，我改名叫王哲。我从四十多岁、中等个儿、大眼睛的白老师看我的眼神里，感觉老师喜欢我。不是因为别人夸我漂亮，而是我课文背得好。有时堂姐背不下来，老师就会说：“让你妹妹替你背。”
比我大三岁的前街小哥，愿找我玩。我烦他，我愿和比我小两岁的表弟一起到他爷爷挂着戏装的房间里，看表弟傅骥（原名傅骥元）穿比他还长的孙悟空戏装演孙悟空大闹天宫。小哥就扯我的手拉我走。我不走。傅骥说：“走，咱去抓小鱼玩。”
我们钻过城墙下的排水洞，见缓缓流淌的松花江，像要把城墙载走似的。我们到靠城墙下的江汊里抓小鱼，抓多了家去熬油点灯。
二、吉林短暂的读书生活
松花江流走了我的童年，我和由瑞雪考上了吉林女中。傅骥和几个男同学考上了吉林毓文中学。扶余县没有中学，去吉林得坐船。
坐船是久想的梦。脚踏甲板，视野开阔。船尾在江面上拖出一条流动的浪花，扶余县城和对面的蒙古族前郭旗在两岸向后跑。
傅骥说：“来，你们唱歌，我指挥。”唱过几首后他又说：“我出谜语你们猜：乌气腾腾刮北风，蝎子掉在大江中，十两银子买碗饭，一双袜子四脚蹬。是什么？”
“刮北风，云彩肯定往南跑，是云南。蝎子掉江里了，是浙（蜇）江。十两银子一碗肯定是贵州了。四人穿一双袜子，那是四川。”我说。
我说完了，大家鼓掌，说我聪明。大家正在兴头上，忽听船长喊：“快下舱，土匪来了！”
下了舱，我受惊的眼睛从舷窗望出去，见各有两只小船向我们船两侧包抄而来。我们船上有人喊：“冲过去！他们人少！”
我们船加足马力，“呜”地一声，冲过去了。
甩掉土匪后，我们又上甲板了。过了一会儿，一条大鱼从江面跃起，“嘭”地一声落到甲板上，翻动出让人救命的肢体语言，又一跃掉进江里砸出一个逐渐放大的漩涡。
船长又喊：“快下舱，土匪又来了！”我从舷窗望出去，见这会儿土匪船多人多。我想：要是冲不过去，土匪上船怎么办？头些天，名声在外的二伯家小囤哥被土匪抓去了，要家人送钱。家里没钱，也没借到。土匪送一只耳朵来说：“再不送钱就撕票。”从此再也没见到小囤哥哥。
我正在担心魂归松花江，只听乒乒乓乓一阵乱响，见船的左右和后面漂起一层像绵羊似的白面粉袋子。土匪都去抢捞“买路钱”，我们开足马力，冲出了包围圈。
摆脱了江上匪影，终于到了梦寐已久的、坐落在松花江畔的吉林女子中学漂亮的红楼。走进正门，花坛旁大玻璃屏风后的师生们的目光都落在我的身上。那目光是欣赏，是惊讶，我暗自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