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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只知道一个节日，就是春节。父亲活着时，每逢过年，他都会去集市上买二斤带鱼二斤肉，顺带着买上一纸包的橘子瓣糖，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糖。分到手里的一颗常舍不得一气吃完，总是含一会儿，拿出来，用纸包着揣进兜里，过一会儿再吃。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大英子则总是把糖放进母亲嘴里，说：“妈，甜的。”母亲的舌尖沾了一下糖，立刻眉开眼笑起来，嚷：“真甜。”那块糖被母亲嚼得极响，我在一边咽口水，父亲在一旁抽旱烟，幸福知足的样子。
父亲三十岁时娶回了弱智的母亲，先有了我姐姐大英子，三年后有了我。好歹是个家，父亲很知足。姐姐七岁就会帮助父亲操持家，照顾我，照顾母亲，里里外外小大人一样。
父亲要强，希望妻子每天都吃到橘子瓣糖嘿嘿地笑，女儿能够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过年有身新衣服，儿子有串五百响的鞭。所以，每年冬天他都去采石场砸石头。我七岁那年冬天，他被人从采石场抬回来直喊心热，他说他想吃点儿凉的东西，最好是那种冻在地窖里的心里美萝卜。姐姐奔出去，父亲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最后一句话是：“爸没能耐，不能好好照顾这个家……”
姐姐削好萝卜端到父亲床前时，父亲的心已经凉透了。
家里没了顶梁柱，街坊邻居说：老李家的天塌了。
送走父亲那天，母亲不知为什么发了脾气，躺在地上打滚不起来，旁边的人看着直抹眼泪，姐姐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跑进屋里，踩了凳子从衣柜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纸包，纸包里只有两瓣橘子瓣糖，姐姐把一瓣递给母亲，一瓣递给我。母亲浑身是土，站起来，把糖嚼得很响，眉开眼笑地说：“英儿，真甜。”姐姐把我搂在怀里，眼泪滴到我的头上，她说：“弟，姐一定让你跟妈吃上糖，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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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完父亲的丧事，亲戚们商量着把母亲送到精神病院去，然后我跟叔叔过，姐姐跟一位远房姨去。决定做出来后，姐姐始终抱着那块切剩下的半根萝卜一声不吭。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她。好半天，姐姐还没开口说话，泪先流了下来，“我不干，我们不把我妈送走，也不把我弟送走，那样我们家就散了……我在我爸的坟前发过誓要照顾好我妈我弟的，我说话算话。”
母亲去精神病院需要钱，负担我们姐弟的生活同样需要钱，亲戚们听姐姐这样说，就谁都没有太坚持。
我那时只知道玩儿，跑累了，回家吃口饭或者睡觉，很多事都是后来听老家的人说给我听的。有点儿记忆的是，每天清晨睁开眼睛时，姐姐都在厨房里。厨房里烟雾缭绕，姐姐瘦小的身子裹在父亲生前穿过的肥大的衣服里，刷锅、剁猪食、烧炉子、扇火，一丝不苟，从不叫我帮忙。炕头上的母亲常睡得流口水，说梦话。
除了吃饭时，我几乎看不到姐姐。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但我要穿的衣服总会整齐地摆放在枕边，柴火垛永远高高地在门口垒着。姐姐，似乎处处不在，却又无处不在。
那一次，我跟邻居胖墩为了个泥炮打了起来，胖墩妈跑过来骂我；“你这死孩子，就知道没心没肺地玩儿，你都多大了，看你姐，一天累死累活的……”
那天，我破天荒地在天黑前回了家。远远地看到姐姐背着一捆柳树条往家走，柳树条很长很多，几乎把姐姐全部遮住，只能看到她肥大的灰色衣服。我心一酸，忙跑过去抢，“姐，我背！”姐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弟，帮姐往上提提。”
那些年过年时，家里再没有买过肉、吃过橘子瓣糖。但是姐姐总会在年三十的晚上端出一个萝卜花灯来。一棵大红的心里美萝卜，下半部被掏空，挖成碗状，再把萝卜吊起来，灌上水，日子长了，便从萝卜顶上冒出花茎。花茎从萝卜的四周长上来，乳黄色娇嫩的花茎把萝卜围起来，开放出无数朵细小的金黄色小花，像一只小小的灯笼，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因为这个小小的萝卜花灯，简陋的家里便洋溢着新年的气氛了。就连不太懂事的母亲也围着萝卜花灯一迭声地叫：“英儿，英儿，好看！”说着伸手去掰。我连忙拉住母亲，说：“还得给胖墩妈看呢！”母亲一听这话连忙把手缩回去，看着姐姐嘿嘿笑。母亲什么东西都想给胖墩妈看，有显摆的意思。胖墩家过年有肉吃，有糖吃，有新衣服穿，可是，他家没有巧手的女儿，没有萝卜花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