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她整天徜徉在乡村的田野里，穿着两个姐姐早已经穿破叠着一层层补丁的衣服，背着比她身体大两倍的大背篓，掘黄花菜，割羊尾草，捡烂白菜帮子，日复一日做着她田间必修的功课。
她就像一个被人遗落的野孩子。冬天，穿着单薄的衣服。流着长长的鼻涕。手脚和耳朵的冻疮、裂开的口子时常感染，流着血水。纵然是这样，若没有扯到足够的猪草，等候着她的将是被踹在地下和一阵狠狠的毒打。三嫂和我母亲，为从她母亲脚下救起她，也不知惹过多少的白眼。
她太小了，还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悲苦，她眼眸中时常会透出迷茫，尔后大大咧咧地笑，一餐饱饭就是最大的慰藉。捡拾兄弟们从梧桐树上抛下的梧桐子，在瓦片上煨着吃；抓凤凰，用一根线绑着后脚任其飞翔，是她童年仅有的快乐。
她是家中第三个女儿，在她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在那个捉襟见肘普遍饥荒的年代，农村家庭及五个孩子，纵然能得到点好吃的东西也要留给两个弟弟，衣服自然只有穿两个姐姐穿不下了的破衣服，这在所有人看来，没有什么不公。
大概五年级没有毕业，她被村里人带到深圳去卖花或是影碟，那年她才十二三岁。我在很多年后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一对夫妻带着一群雇来的孩子，挤在最便宜、弥漫着臭味的地下室里，捡菜市场的菜叶充饥，在夜市里缠着路人追问“先生要不要送一朵玫瑰花给你的女朋友？”，每天若没有卖完一定数量的货物就会被毒打，衣服下是断裂的肋条和紫青的肢体，指甲被拔断……
当然，在乡村同样年幼的我们是无从得知这些远方都市的黑暗的，仅知道雇主偶尔会寄回为数不多的一点工资。那点钱在那个时代也是少得可怜的。但对于她母亲来讲，这个年幼的累赘不用给家庭带来负担，相反还能得到一点工资补贴家用，就足可成为炫耀的资本。对于我们而言，这个自小就在远方大都市混着生活的堂妹，这个一消失就是多年的鼻涕女孩，也无非是似有若无。
在乡村，这一代被远方吞噬了青春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她们在逃避那个时代乡村的贫瘠，年幼辍学去了深圳；她们以为那繁华的都市会带给她们与汗水同等的丰收与梦想；她们撑起了一座城市，创造了一个叫‘深圳速度’的名词，却依然生活在深圳最黑暗的角落；她们很多人因没有暂居证而四处逃窜，甚至被关押；她们或因工头疯狂的压榨失去了健康，甚至是生命；她们鲜有人成功，大多人带着病痛、绝望与贫穷回到小村，继续凄惨地活着。
她也没有例外，我再次得到她的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岁左右了。她已经进入过纺织厂，鞋厂，电子元件厂等很多我们从未接触过的行业。某一次，还听到她被一种染料感染过双手或肌肤，病得厉害。她从来没有哪次回来得很光鲜，没有带回别的女孩一样漂亮的时装和无数的金银首饰，换句话说，她还没有沦落风尘。
她每次回来，都会来这些叔叔嫂嫂家拜访一下，虽然不曾带来过多少远方的礼物，但一贯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嬉笑，以一种男孩子的口吻高声叫着我们老兄且重重拍着我们的肩膀。这些回来的日子都很短暂，这个村庄已经没有她的位置。她总是匆匆回来，又悄然离开，一年或是数年出现一回，见一个照面后，又消失很久很久。
之后，关于她为数不多的消息均是灰色的：吸毒，与一个本村的年纪比她大很多的有妇之夫同居，等等等等。我们从那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中得知她这回终于堕落了。但那个遥远的繁华都市，对我们来讲真的鞭长莫及，除了摇头悲叹外，谁也不曾采取过任何实际的行动去阻止这一切悲剧的发生。
数年后，她带回来一个老公和一个女儿。我们觉得原先听到的种种传闻变得似乎有点不切实际。但这个意外的出现，让我们有一种如卸重负般的释然，心想她终于长大了，希望她能过上一种安然的生活，能相夫教子。很久之后，我们又得知她离开了丈夫与孩子，再次结婚，却被婆家逐出了家门。
我最后一次去看她时，是在县医院，透过透明的吸氧罩，她虚弱地叫了我一声老兄。大家一起翻阅她的相册，并努力使她相信病情很快会好转。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是肺癌晚期，才三十三岁。是年幼时在南方的某个车间吸入过过多的粉尘？抑或是在靡乱的生活中吸食过毒品？这一切永远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