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他我不知道能向他解释什么。他只不过是一个五岁的孩子，眼睛还是透彻的蓝，身上还没有一点被污染的痕迹。我要向他说明我的恐惧吗？那么他一定会疑惑地问我为什么，我该怎么向他解释呢？这种恐惧是人类祖先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是我通过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我不可能用几句话向他说清楚。
“爸爸，快猜啊，哪个火车里有我的小熊？”他又问道，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我看着地板上的六节花花绿绿的火车厢，感到无助，好像被什么人蒙上了眼睛推到海里——我想呼喊胸腔里却灌满了水，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声音顿时消逝了。我知道我得做出选择。于是我胡乱说出口：“也许是红色的那节。”
也许我该向他诉说我的童年，那时我与他年纪相仿，却比他瘦弱些。与他不同的是，早晨我会早早地起床，为的是去找邻居家的女孩玩。我从来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在我看来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和她快乐地玩一整天。对她的记忆仅仅是一个画面——她背身蹲在地上，手里拿着她的洋娃娃，薄薄的单衣让她显得极瘦，一条麻花辫垂下来。
他们全家就那么突然地消失了。早上我跑去她家，就只剩下了空房子。我的恐惧一定是从那时开始的——之后的几天里我没再跨出家门，只是躺在床上失神，对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一无所知。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空虚，感觉到对未知的恐惧。
大学毕业，我便去到一个陌生的小城的报社里做编辑。说实话这样的工作也不错，虽然薪水不高，但只要老老实实审阅稿件、给出修改意见再把稿子寄回给投稿人，就不至于担心丢掉工作。回到家做一盘菜再配上事先蒸好的米饭，有时还要灌下一杯啤酒，然后放起小泽征尔的交响曲，躺在床上看书，这时应该会打来几通电话。这么晚能打来电话的无非那么几个人，听电话响起的声音大概就可推断是谁打来。
去上班的路上，我会把一盒沙丁鱼罐头扔给爵士，它是条大狗，可是却爱吃沙丁鱼罐头。爵士吃完罐头，高兴地摇尾巴，一路跟着我到报社。
过这种生活谈不上幸福，也不至于悲惨，最大的好处是不会有很多事情让你浪费感情。我不是那种感情充沛的人，一天的感情量是有限的，用完就没有了，要想接着高兴或者接着哭就得等明天。有时在饭桌上有人讲笑话，前两个还能哈哈笑出声来，到了第三个就只能苦着脸赔笑，再多就笑不出来，就像没了汽油的车子怎么也无法运转。
但是感情总是不用就会越积越多，让人鼓胀得难受。于是我每天会去家对面的唱片店，倒不是真的需要买唱片，只是形成了这种习惯。我第一次去哪家唱片店是为了买小泽征尔的交响曲，那张唱片我一直听到现在，每天听都会有相同的画面——女接待员礼貌地带着事务性的微笑向我点头。她的名字我同样不记得，也许我天生对名字有敌对的心理，好像是进入到思维里的脏东西，被大脑自动清除了。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去唱片店就是为了见她，用光我积攒下来的感情。她也知道我不是来买唱片的，于是便大方地同我聊起来。
“晚上请你喝酒怎么样？”我问道，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谋划多时还是随口胡说。
“建议倒是不错，可是如果喝醉了谁送我回家呢？”也许她是明知故问。
“只能是我喽。”
到了下班，她放下唱片店的卷帘，锁上铁链。我们就沿着海边公路向前走，左手是海滩和漆黑的海水，右边是通明的小酒吧。九月海风宜人，我着单衣向前走，每一步却很卖力，不一会儿便微微出汗，衣服上残留的清洁剂的香味就散发出来。当我们实在有些热了，便钻进一间酒吧，每人点一大杯啤酒。我一口喝下去半杯。
“你走路还真是卖力啊，为什么做这种事还要认真呢？”她只喝下一小口，白色沫子却粘在嘴唇上。
“也许是一种习惯，至于深层的原因我也没有想过，只是大脑无条件地执行一个程序罢了。”
“这种事确实没什么原因，如果问我我也会这么回答的。”她伸出粉红色的舌头舔去了嘴唇上的白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