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三岁那一年，我和他散步，看见一位老人在路边卖小鸡。它们“叽叽”地叫着，淡黄色的羽毛，圆圆的小身体。儿子在小鸡面前蹲下，不肯挪动一步，我便买了一只小鸡。儿子双手捧着小鸡，惊喜溢于言表。我那时忽视了小鸡不仅是“玩具”，更是小生命。
儿子要给小鸡取名字，一会说叫“鸡鸡”，一会说叫“东东”。我看见小鸡头顶上有淡淡的灰色，就说：“叫灰灰吧。”儿子强烈反对，说不喜欢这“灰不溜秋”的名字。两天后，儿子告诉我，小鸡名字叫“乖乖”。我啼笑皆非。
每次儿子从幼儿园回来，乖乖立即飞一般地跑来，儿子走到哪，它就跟到哪。儿子看电视的时候，小鸡一会儿跑到沙发下，一会儿钻到茶几下。有几次，我行走时差一点踩到它，我生气地用脚碰碰它，说：“一边去！”儿子立刻抗议：“妈妈，你不能这样对待它！”他连最喜欢的动画片也不看了，抱起小鸡去了阳台。我一边忙着，一边听儿子给小鸡唱歌，背唐诗。我窍喜：有了小鸡，儿子就不用时时缠着我了。
小鸡大一点的时候，儿子带着它出去“遛鸡”。很快，一群小伙伴被吸引来了。他们四处寻找小虫，殷勤地喂它。可是，小鸡却越来越让我感觉不幸福了，因为它渐渐长大，原来可以装在小纸箱里，现在它要住在特制的铁笼里。半夜里，它扑腾着翅膀，震得铁笼哗哗响。我说要把小鸡送人，结果，儿子哭得稀里哗啦。他央求：“妈妈，别把乖乖送人，晚上放在我房间里吧。”我摇头。他又出主意，晚上把小鸡放在书房，放在防盗门外……他所有的提议都被我否决后，他威胁我：“要是你把乖乖送人，我就不要你做妈妈了。”
我冒着不做妈妈的危险，跟朋友小李商量，在她回乡下母亲家时把小鸡带走。我给儿子打了“预防针”：“李阿姨的妈妈住在农村，乖乖可以在院子里跑，它会更快乐……”儿子立即抱住小鸡，把冷冷的后背转给我。我说服不了儿子，决定使用强权政策。那天，我跟小李约定，她来取小鸡。可是，小李一进家门，儿子抱起小鸡就跑到阳台。小李泪盈于睫，说：“算了，我们不要这么残忍了！”儿子含着泪花，说：“谢谢阿姨！”
我想，难道我还斗不过一只小鸡？一天，儿子上学时，我请小李把小鸡带到她母亲家。儿子回家后，小鸡没有像往常一样如约而至。没有看见小鸡，儿子不说话，眼泪却一滴滴落下来。我拿出遥控飞机，安慰他：“乖乖现在在农村里跑得可欢了。”儿子问：“乖乖会想我吗？”我连忙回答：“会的！”儿子大哭起来，扔了遥控飞机，说：“我不要玩具，要乖乖！”
时间一久，我渐渐淡忘了小鸡带来的麻烦，想起它的好，想起它可爱的模样。儿子经常问我：“妈妈，乖乖过得好吗？”我告诉他，有机会我们去看看它，儿子立即雀跃起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跟着小李去了一趟她母亲家。在院子里，我一眼就看见了乖乖。它长成了一只大公鸡，头上的一点灰色依然存在。它正低头啄食，一只公鸡把它挤到一边，还用喙啄它。另一只公鸡走来，狠狠地啄了它一下。原来，小李的母亲养了几只公鸡。那些公鸡是“同胞”兄弟，乖乖是外来户，常常受欺负。
在回城的路上，我忽然感觉很辛酸。回家后，儿子问我：“妈妈，乖乖怎么样了？”我说：“很好！它天天吃农家饭。”儿子放下心来，不再吵着去看小鸡。
儿子一天天长大，小鸡似乎淡出了他的记忆。若干年过去了，儿子已长成阳光少年。他聪明，开朗，并且富有爱心。前不久，电视里播放着有关肯德基出售“激素鸡”的新闻。儿子忽然问我：“妈妈，你还记得乖乖吗？”我点点头。儿子说：“咱家的乖乖真幸福，没有被打激素，可以健康地成长。”他叹了口气，“不知乖乖现在怎么样了？”我一惊，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儿子还记得它。难道，他以为小鸡还活着？因为有过伤感，所以我不想跟他探讨这个问题，但我能理解他的感受。在他的心灵中，小鸡一直都活在美好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