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矿山“关键词”

“维伢子”是父母对儿子的乡称。

“维伢子”是湖南人，和我一道在曲仁矿务局云顶矿子弟学校启蒙。“维伢子”姓周，是老乡，他母亲姓肖，我母亲也姓肖，两家人熟烂了。

“细地时候，辉伢子少长了两个翅膀，要不硬上得天耍。”

“维伢子”的母亲肖阿姨后来见面总这样说我：小时候，我如果有两个翅膀，一定能飞上天玩。她说，我小时调皮，在地上玩不出什么名堂了，要在天上玩才够地方大。

我母亲的户籍在矿里，“维伢子”母亲的户籍在湖南，我在矿山长大，有住地户籍；“维伢子”的户籍在湖南，他的成长却在湖南、广东两地不停地奔跑，他曾是矿山同学被关注的那群“农业户籍”的矿山子弟之一。

说我小时候很顽皮，很会玩，玩的“名堂”都在大人生气与可笑之间，遭大人骂，不遭大人打，懂礼貌，会说话，记性好……肖阿姨说我时，充满了又爱又赞的口吻。( )

调皮、家园、亲朋、好友……这些，都是我矿山记忆里的关键词。

矿井

矿井，是地下煤炭在地面燃烧的通道，给地上送来“光明”的是地球深处的煤矿工人。

曲仁矿务局的矿井有“竖井”与“平井（斜井）”之分，矿井的周围配套有井口食堂、井口冲凉房、井口矿灯房，还有井口附近居住的矿工家园……365天，煤矿工人在“地面”与“地下”穿梭于“黑白”之间，通过矿井“进进出出”在笑，时而有站着“下井”，又被“抬着”上井的矿工。

大约是上一年级的时候，云顶矿突然开进了一辆小“包包车”直往矿井方向飞驰而去，身边的大人在说“出事了，井下出事了”。很开，伍家村通往矿井马路两边站满了人流，都是简单地在翘头回望井口方向，等待“包包车”出现。“包包车”来了，一阵风地从人流的眼前穿过，直奔花坪矿的局医院，留下在我记忆中的是“包包车”后面露出的一对穿着水鞋的双脚……年复一年，矿人早已见怪不怪了。

云顶矿（二矿）是“竖井”，红尾坑矿（六矿）是“平井”。1959年11月15日农历十月十五丑时，我在云顶矿“竖井”附近的矿工家里出生；1986年7月间，带着伤感和依恋，我离开红尾坑矿的“平井”，走进了韶关市帆布厂。

但是，“竖井”的天轮依旧日夜在转，像父辈们从地球深处在奔向太阳，燃烧自己的生命；“平井”仍在不断地延伸，像矿山父辈们在牵挂家园，绵绵无尽的思念。

从“竖井”到“平井”，从“地下”到“地面”，太多的“井口”记忆，刻在心底，永远。

矿山人懂！

“矿二代”能懂！

矿山

“井下”出“事故”，就像战场子弹在飞，不带长眼的，谁挡道就射谁；从地球深处获取，少了太阳呵护，命相只能在天。

在父亲黄连生的眼里，从炮火硝烟的朝鲜到曲仁煤矿只是“战场转移”。前者是打“联合国军”，保家卫国；后者是远离故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在“迅速改变北煤南运”的矿山，养家糊口。

矿山人五湖四海，矿山百业待兴。告别军旅生涯的父亲，是最早的矿山救护队员之一，在北方抚顺煤矿学习“救护”知识时，就是想更好地为矿山工友当“守护神”。

矿山的朝气，彰显了父亲在豪气中坚守的正义。在受命兼管云顶矿食堂“事务长”后，在上头默许下，他敢拯救为躲避饿死于故乡“大跃进”而投亲矿山“度荒”的工友家庭，没有私欲，只有当年战火中的战友情。

40年前，父亲的工友告诉我，你父亲执行领导“可以适量”从矿食堂“借”大米救急大家“命令”后，当中有领导，但更多的是矿里井下挖煤的矿工，有的人写了“借条”，有的人先“借”后写，也有的人忘了，事后又补上“借条”。

母亲生前说，那时候，几乎全矿的工友都说老头子好，走在矿里，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争着问好。母亲告诉我，也是矿里一个老乡，借了“东西”不写借条，还举报你父亲贪污，赖账不还，说老头子是“老虎”。母亲说，那时，广播天天说到处天天在“枪毙老虎”的新闻，她害怕的要命，整天担心我父亲，矿里人都躲着她，她只能以泪洗面。

当时，我只是2岁多的“矿二代”。母亲生前告诉我，她抱着我到花坪矿局救护队“探监”时，我只会隔着铁窗对关押在里面的父亲傻笑。父亲说了很多，最后叮嘱母亲，他“万一”了，就回家乡去，再找个好人。母亲说，查了近一年，最后发现我父亲是许多矿山人家的恩人，不是“老虎”，借出的大米都有主，而赖账的人在证人的指证下无语。父亲清白了，举报诬陷的赖账者，在父辈一代人中成了人神共愤后调出了二矿，躲到其他矿挖煤了。

是谁在赖账？是谁在诬陷？我问过周叔叔。周明初叔叔是我家世交，在二矿就是邻居。周叔的爱人“成分高”，周叔在云顶矿就“低调”，是父亲引荐第三批到六矿的援建者，到六矿后，父亲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周叔生前说，诬陷人有点文化想当官，见不得你父亲能干，要把你父亲踩下去。周叔还说，你父亲不说是谁，以后你也别再问，都是大人之间过去的事了。

父亲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在云顶矿通风队当矿工。周叔说，你老爸命硬，文化不高，但有水平，不搞“关系”，从二矿到六矿，那怕谁便编个理由，常到领导家去“喝茶”，也不会“中层”一辈子。

父亲是以人格魅力，始终替代权贵交换厚禄的一代矿山人。

母亲在生命最后一刻，也没说矿山“赖账老乡”在哪个矿，姓什么。母亲一定知道。母亲清醒时，对我的“好奇”显得没劲，说她1958年就嫁给矿山了，哪有什么仇人？！

1996年12月24日凌晨2时，父亲黄连生在故乡花明楼过世，终年67岁；2009年6月13日12时，母亲肖俊平73岁在广东肇庆长子家中安详于天堂。按照家乡说法，父亲和母亲去世的实际年龄是65岁和71岁，去世后“天地”各添1岁，即“阴阳”2岁。

像矿山许许多多老夫妻一样，我的父母是平凡，恩爱的一代矿山老人，是矿山的魂，在矿山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矿工

当年的韶关“八大厂矿”中，曲仁矿务局煤矿声名显赫，是“农业户口”眼中旱涝保收吃“商品粮”的“国家工人”，没有后顾之忧，跳出“农门”到矿山挖煤，是农家子弟、下乡知青的梦想，也是历经政治运动后“重新工作”者的避难所。

长大“接班”当矿工，是矿山子弟顺其自然的无惊无喜。但矿山有不下井“挖煤”的“地面矿工”。我的第一份职业是矿山运输队推矿斗车“翻煤”的矿工，第二份也是最后一份矿工岗位，是矿山机电队井下机械修理工，又称“矿山机修工”。

1976年在六矿学校读高中，11月在韶关拖拉机厂“学工”时中途被家人叫回。父母说矿里准备招工，照顾家中的长子，是地面工。父亲说看我的意见，他不做主；母亲则让我继续读书，不同意过早当“矿工”。母亲很聪明，但外公重男经女，母亲只读完了小学。

母亲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当年没有读大学之说。矿山子弟在矿山是“内产内销”，户籍在矿里的，即使聋哑残疾人也能当“矿工”，而矿里“农业户口”的矿山子弟，体魄再牛，也要等矿山“非农业户口”的政策变更才能穿上标有“安全生产”的“工作服”。

我是“非农业户口”，不担心干不上矿工，但矿山子弟当矿工先下井“挖煤”，再调出“地面”做矿工是“规矩”。矿里招工不挖煤，是好事。但是，父亲不替我做主。

我在犹豫中参加了体检、填表。想离开学校，也有对高中语文老师印象极差因素。老师姓林，起家“文革造反派”，是被矿里“保送”上了大学再回矿当老师的“水货”。

我打小爱看课外书，“四人帮”倒台后“禁书”开始流传，我发现“课外书”与他讲的出入很大，经常在课堂上争执，尽管真理在我手上，但输的还是我。惹不起他，就萌发逃避。

据说，后来清查“文革三种人”时，他真的被“吓死”了。

犹豫间，矿里又在流传我学工期间的“趣事”，传播者是矿生产科的女技术员“L某”。第一次认识“L某”是刚上初中时，我在同学张炼生家玩，听到他父母与人在说话，后来知道是“L某”在说“历史反革命”的事。炼生告诉我，她在说同学罗某的父亲。同学罗某的父母是“文化人”，他母亲是“L某”的巴蜀老乡，父亲是湖南人。当年，“历史问题”是大事。而如此“机密”的事，一夜间随“L某”的嘴传开了。

我上初二后，罗同学随父母调到了韶关，之后一直没有联系，几次同学都联系不上，想必同学罗先均过得很好。

当时“L某”在矿里传：我在韶关学工期间，晚上被人追得连裤子都脱了，满大街跑。而事实是：学工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和几个要好的男同学在市区看完电影回厂，发现前方有另一群班里男生。我们便从后面玩恶作剧，借黑夜一路追吓前面的同学跑……结果，被吓的成了我被“追”，还是满大街裸体跑。“L某”绘声绘色在传，结果让我拦在矿商店门前狠狠地数落了一通。

1976年12月前，我完成了招工手续，但矿劳资科的大印是1977年元旦后才盖上，工龄只得从“盖章”后算起。矿里工友吴显添是1976年底进矿的龙川人，和我比，他总说自己是“老工人”。

六矿是新矿，在梅县、电白、惠州都大规模招过矿工。新矿工下井前，父亲负责井下安全培训，背地里新矿工称父亲是“安全黄”。

30多年后，子承父业，小弟黄辉是深圳一家公司的专职负责安全生产的“中层”。

吴显添与我家相熟后，笑着对我父亲说：黄叔你不用笑，你用眼睛看人，眉毛就吓死人了，好厉害的。其实，父亲是讲原则，又不乏人情味的矿山人。

我的矿工生涯，从矿运输队开始：把井下装满煤的矿斗车推到特定“翻笼”里卸下，矿山人叫“地面运输矿工”。

一年后，我调到矿机电队当机修工，井上井下都有矿山机械，是矿里地面地下的“两栖”矿工，直到1986年7月间，我进城当了“干部”，是那些年矿山常见的“以工代干”。

矿二代

“矿二代”是“矿山大院”特殊的一代，五湖四海的方言汇成一个口音：“红工话”，又以“矿山话”为纽带，编织成《曲仁（红工）家园》网，“网”住了“矿二代”的情怀，“网住”了又一代的“矿山人”。

与“家园网”创建者唐桂生聊天，他说得最多的，就是“矿二代”的缘分。

大约是1974年左右，六矿学校来了一个青年代课老师，叫李汝扬，矿务局河边厂高中毕业生，他父亲是矿务局官场“划定”的“问题”医生，后被“流放”至六矿简陋的医院，但其精湛的医技与和蔼的为人，受到全矿人尊重。

与代课的李汝扬年纪相仿，他成了我们“矿二代”学生的“娃娃头”，之后成哥们，至今有联系。在我们“矿娃娃”眼里，他知识面广，会拉小提琴，很快潜移默化了一代矿山人紧随，激发了一批“矿二代”追求者潜能的升华。

矿山学校是“单一”的，也是“矿二代”成长于“多元社会”中“摇摆”的危险期，吸收“怎么样”的“社会营养”，必定烙下“怎么样”的“营养”印记。

李汝扬之前，我相识了矿里姓刘的“矿二代”。刘哥父亲从花坪矿调到六矿后，刘哥在花坪矿初中毕业就“跳出”矿山，在附近乡镇“挣钱”，混迹社会，言谈举止，很“江湖”，似乎天南地北无所不晓，一度为矿山“大娃娃”偶像。刘哥的父亲喜欢看报纸，是父亲的老乡，经常上我家拿报纸读，知道我喜欢找他儿子“玩”，便很严肃地告诫我：少搭理他，自己多些看书，千万别学坏。

刘哥与李汝扬是花坪矿小学同学。在“矿二代”中，后者的魅力逐渐代替了前者。刘哥不是坏人，他重新招工后从三矿再调回六矿父亲身边，至今，我们三人还是朋友，但李汝扬能潜移默化，让我一生去努力。

2016年7月相聚佛山南海时，我说，当年遇见了你，躲过了青春期“逆长”的日子，学了很多“技能”。

缘分而已，李汝扬还是那般笑着说。

缘分，是“矿二代”特殊的群体，一口“矿山普通话”，就能分辨“矿山老乡”。

苏中波是我六矿的同学，却不是“嫡系”的“矿二代”，他生长的“大院”在韶关市政府部门。父亲冤死于文革后，随母亲“下放”到韶关红卫煤矿，之后才成了“红工人”。但只要沾上“红工”，就成了矿山人。

矿山，是矿山父辈们结缘的平台，也是“矿二代”结缘“矿脉”的佐证。但矿山曾别具“政策”演绎出一大批“矿二代”：父亲是矿山人，母亲是“农业户口”，他们的“矿二代”身份，只能顶职入矿，或等矿山“政策恩赐”改变户籍属性，他们是“矿二代”中最辛酸的一代！

一样在父辈们熟悉的矿山长大，却被无法理解的矿山政策拒绝于矿山之外。

老乡“维伢子”，就是在同学纷纷参加工作后，他和他兄弟还在“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变更中煎熬。

一代“维伢子”们的无奈，是“矿二代”昨天的悲哀，也是曲仁煤矿父辈们曾经的无奈！

“一元化领导”

80年代初，“文化矿工”在“崛起”。

一日下班回家，路上看到手里的《红工报》刊登了一篇征文，大意是：我当六矿领导后想怎么干，作者是矿机电队的HY，和我一个队。

我是机修工，他在办公室“画图纸”，传说是文革初期的中专生。矿机电队里的“矿二代”冯师傅却“另眼看他”，发现问题也“照图施工”，漏洞百出，费时费工，经常造成浪费而引来官方“震怒”。“官司”打到机电队和矿领导那，最后查出是“画图者”出了问题。

1997年间，我在广州的省煤炭厅与原《红工报》总编辑周彪聊天，期间见到从曲仁矿务局调上来的“厅官”，因来自六矿，他提起H，口吻中蔑视不断。那时，H早调回局本部当了一个“处长”。

1986年3月间，我在矿办公室开证明，要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成都招生点的专业考试。当时政府鼓励有志青年考学，实行带薪读书。艺术类是提前招生，但在职人员参考要单位证明。

1985年在广州考点，经过初试、复试，我通过了上海戏剧学院话剧导演系的专业试，但落榜于文化。之后，备战一年，准备“卷土重考”。

就在写证明的当儿，H进来了，手指办公室的陈某，张口就严厉不许开证明。H对我说，你先辞职，再去考试，矿里就管不着你了。

辞职，后来不是新闻，但当年“工龄”是社会地位，而带薪读书算工龄，也是当年的国家政策。H当书记后，全矿他说了算，于是轻松地改变了国家政策在矿里的执行，毫无顾忌。

民不与官斗，为保住矿工工龄，自认凭在矿里家喻户晓的“文体”之才，希望改行到矿宣传科或工会。但H说，不行，矿山机修工很重要，不能调。气怒之下，我顶了句：那我调走。

H看了我一眼，不屑一顾，道：打报告来，有本事你就走！

调动，在矿山是大事也是最难之事，有“门路”的常在矿里换岗，甚至离开矿山，说走就走，如山里面的兔子“吃野草”般随意。

没“路子”的？你懂的，矿山人！

我的调动报告先由机电队领导签“同意”，送矿劳资科报矿领导“签字”，再转矿务局劳资处盖章发回矿里，最后从矿劳资科调出个人档案送局，由局劳资处开调出令给接收单位，而规定时间未“调出”，又打回原形。

六矿机电队的孙队长，很随和，视我如自家孩子。每年矿、局都搞体育比赛和文艺汇演，我都是“借调”人选。在三年机修学徒里，我几乎一年半在矿、局的舞台上混，一年半在矿、局的球场上过。孙队长习惯了，见到我的“调动申请”后，他笑呵呵当即在我的报告上签字，又说你小子早该混得更好。矿劳资科的朋友对我说：我教你，把报告先找矿长签字，到科里后办起来能省很多事。

当晚，我把报告给父亲，说H书记要我辞职去考试，我不考了，想调韶关市区，队里同意了，要罗矿长批。父亲一愣，第一次知道我的想法，问行不行？不试怎么知道，我说。当时，矿里开始流行调动，但矿里卡得很严。

H是“老大”，矿长是罗国光，管工人调动。他与父亲都是首批到六矿的援建人，来自三矿，但在矿领导排名中一直靠后，熬了10多年才成“婆婆”。他长子是我同学，一起参加工作，至今有联系。

1978年间初，矿里要抽调一批矿山子弟学开车，有我俩，全矿都知道。那时，矿里开车是“顶级”职业，是千万“矿二代”的最高目标。就在我们等待“顶级职业”时，矿里的矿长们对我父亲说，都是“老乡”的小孩去开车，影响很坏，安排我去机电队。罗同学是潮汕人，父亲虽贵为“长”，但是“摆设”，他无奈，只能在机电队当电工。

对我父亲说“影响”不好的矿长们都是老乡，当中有在云顶矿“蒙难”的，有第二、三批到六矿“启用”的。刚到六矿时，他们都是我家常客，家里大人要我们小孩这个叫伯伯那个叫叔叔，隔三差五在我家吃饭喝酒扯谈，几年后，却没有一个老乡矿长想着老乡的后代。

就在我当“机修学徒”后，那些曾经在我父亲面前指责“影响不好”的矿长老乡的“矿二代”却都学开车去了。

父亲找罗矿长签字后回来说，他批了。也许罗看到了矿山的未来，也许与父亲首批来六矿结缘，也许与他儿子是同学，也许还有其他……1987年，罗矿长还参加了我的婚宴。

1986年7月，我在局本部拿到调离煤矿的“调令”；一年内小弟黄辉又从六矿水泥厂调到了韶关市二棉厂。

有趣的是，就在我从花坪拿“调令”回六矿时，居然与H同在一台车上。H知道我要离开矿山后，很是吃惊地则头看着我：说别走了，到矿宣传科去，我说了算。

那一会，我下意识地抱紧装身上有“调令”袋子，那一刻的不屑一顾，轮到我了！

“书记说了算”，是后来坊间的表述，毫无“一元化领导”含蓄。在矿读中学时，常被学校组织参加矿里大开会，习惯了“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也知道主席台上坐的叫“书记”、“主任”。当矿工后，台上的人才改叫“矿长”，但矿党委书记还是书记，只有私下矿工叫“老大”。

矿里“老大”不下井，365天坐在办公室“想东西”是六矿一朵“奇葩”，也是国内煤矿行业“老大”中的“熊猫”。

“老大”姓L，名F。“L老大”戴着眼镜，斯斯文文，能说会道，但那时“L老大”还不是我的“老大”。当时，六矿办公室设在矿家属区的矿医院楼上，“老大”的各种“指示”，每天都通过楼上的矿广播站向全矿播发。

矿里人都知道，“L老大”是当年任职六矿，不过问“矿井口”朝哪儿开的矿山“老大”。逢年过节全矿不放假，医生老师都在矿运输队推矿车过“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化节日，唯有“L老大”岿然不动地坐在办公室，看文件、作指示。

“Ｌ老大”绝对是建国后“留史”国内煤炭行业“一把手”不下矿井之最怪。但难于置信的是，矿务局的“老大们”居然容忍“L老大”这朵“奇葩”在六矿“盛开”。

在“L老大”换成“S老大”后，我已穿上“安全生产”工作服当了矿工。新来的“S老大”一改前任陋习，把矿办公室迁到“井口”附近，营造矿里“干群”和谐气氛。与前任365天在办公室相比，“S老大”则长期“承包”下午3点至晚上11点的“中班”，也算赢得一阵井下“班班有领导”的口碑。

但是，“S老大”的“独尊”与算计“中班补贴”的议论又四起，矿工们开始习惯“S老大”的“霸道”了，老矿投奔他的“哥们”纷纷而至，形形色色，且个个受宠，矿山见怪不怪。

L走了，带走了他开创国内煤炭行业“老大”不下井的最怪；S来了，写出了“为我独尊”的矿史。而H的登台，功在“一元化”改“一言堂”，且顺理成章。

红工报

第一次看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登在《韶关市通讯》，大约是1978年前后，是歌颂老师的新诗，之后再无诗句涌泉，无缘“诗眼”，只能萌芽爬格子，孤芳自赏。

《红工报》、《曲仁矿报》、《广东煤炭报》的变迁，我都有幸留名，是我在矿山舞文弄墨的重要平台，也是越写越敢写，越写越扬名，越写越远离矿山，越远离矿山，又越怀念矿山的那山那水那人的那年那月……

矿宣传科管对矿对外宣传，审核矿各连队“宣传员”稿件送发的签字、盖章。我不是机电队的“宣传员”，不写队里的好人好事，是白天拿铁锤，晚上拿笔的“机修工”。唯一的一篇“好人好事”是写机电队工友谭小君。当年下大雨，他在住地门前水沟突然暴涨时救下了一个落水的“矿二代”，因为工友，我在《红工报》上发了，稿件没经矿宣传科审核，《红工报》编辑熟悉我，知道我不写假新闻。

1997年间，我在广州的周彪办公室聊天，周彪是原《红工报》总编辑，矿山人公认的才子，也是朋友兼哥们，见面乐呵呵，聊当年的矿山、韶关、煤炭报，话题全是熟悉或不熟悉有趣或没趣的矿山事事人人……后来，周彪走了，去天堂办报了。

“红工报”不在天堂，在矿山人中间传阅，是矿工自己的报纸，写的是矿工，看的是矿工，是有志“写东西”的“矿二代”的平台。我喜欢报纸的副刊，不写矿里新闻，只写矿山人的故事，我的《油腻腻的“大夫”》、《白水游思》、《晨跑》、《开满白花的柚子树》、《故乡情》、《呵，寻路人》……矿山的那山那水那人，都在《红工报》、《曲仁矿报》、《广东煤炭报》首发。

甘志勇是《红工报》的帅哥、奇才，结缘煤矿报，曾同混于矿务局文工团。2003年在珠海相见时，知我写东西已成“专业”，有些不解，问：还写呀？！

从矿山报起步，到走进国家通讯社。2015年与当年《红工报》的大记者沈建平通电话，知道他在深圳，是《曲仁（红工）家园》网的主力，30多年没音讯。我自报家门后，沈兄也显得惊讶，又是一句“还写”的问话。

写东西是没有出路人的出路，矿山历练了矿山人的毅力。从《红工报》到《曲仁（红工）家园》网；从不写新闻稿，到在国家通讯社当记者写新闻，从国内写新闻，到外派驻国外写新闻……

只能说，这辈子我没别的求生本领，哥们！

家属工

“矿山家属工”，是最值得感恩的伟大“矿山母亲”的一支族群，也是我最想写最值得写的矿山最特殊最熟悉最缅怀的，却又担心自己总写不好的千万个“矿山母亲”。

在曲仁矿务局，“矿家属工”的地位是最低干活最累最脏最少收入的母亲群，即便这样，矿山还是把“矿山母亲”分为户籍随丈夫迁到矿山的；多种因素不能随迁到矿山的。前者的子女是“非农业户口”，是当然的“矿二代”，后者是“农业户口”，子女当矿工的机会要在户籍转化中转变。

同样的“家属工”，不一样的矿山家庭人生轨迹。“矿二代”的母亲，有“女矿工”、“家属工”和户籍农村“家属工”之分，但丝毫不影响“矿二代”相融。

母亲生前告诉我，她曾是云顶矿的“女矿工”，60年代被“下放”，下放的理由很多，也许有我父亲遭诬陷的因素，是后来千万个矿山“非农业户籍”的“家属工”一员。

我记事起，知道母亲和很多同学的母亲一样，从家里自带饭菜到矿运输队推矿斗车“翻煤”，与他长子在六矿首个矿工职业相同，也是“三班倒”。但儿子是“过度”，等待“重新分配”，而母亲是“职业”养家，是不知辛苦，不会叫累的千万个“矿山妈妈”中的一个妈妈。

父亲在云顶矿是四级工，要养4个小孩，还有外婆、舅舅共八口人，母亲挣钱养家成了必须，也是“副业”最重的“家属工”，下了班还要找地方种菜，像千万矿山母亲一样用汗水、用青春，在无私无悔地呵护矿山人的矿工之家，毕生养育“矿二代”。

1971年10月迁到六矿东边（水泥厂），母亲就在房屋前后规划哪里种菜、哪里养鸡鸭，指挥我父亲带上儿女们干活。1972年底搬迁到六矿本部西边，母亲还是要我父亲带上儿女们到山边“圈地”。母亲说，她早就看好这里了，管理很方便。“菜地”前的工友后来对我说，不敢想那里能成菜地，全是石头。之后，矿里流行“养猪”，母亲毫不犹豫干了，目的就是养家。

母亲生前常说：家里钱少，就是没钱的活法：身上衣服，洗干净就行，不讲新旧；吃饭，填饱肚就行，不讲餐餐鱼肉。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春节给我们子妹的“压岁钱”就是二毛钱，也是我整个童年时代的“压岁”。

工作后，母亲给孩子们的“压岁钱”涨到了10元，超越“压岁”的意义了，成了子女们的祈盼！有了孙女后，母亲给孙辈的是100元。父亲看不过，他向母亲要一百元的“红包”，由他亲自给孙辈发“红包”，而子女仍旧是母亲给的10元“压岁”。

有年春节，小弟黄辉向母亲建议后，“红包”涨到了100元，子女媳妇孙辈一人一个。但父亲在世时，他只给孙辈各100元“红包”。母亲老了，我们替母亲准备好“红包”，请她发给我们，但母亲不让，说都是你们平时给的。于是，大年三十年饭前，母亲发过“红包”后，轮到后辈向后辈发，从大到小。

我和小弟一样，把母亲当年发的“新红包”替下去年母亲发的“红包”小心放进钱包，又在等待来年的大年三十年夜饭前母亲发新红包。

种菜帮补家里极有限，六矿成立“家属工”后，母亲首批入选之一，与三位新到的“矿山母亲”一起学打铁、磨豆腐、做搬运工，风里来雨里去，过着没有寒冬酷暑的每一天，只要能养家挣钱，矿山的母亲们不怕出汗，甚至流血。

母亲生前说，到六矿后，她也有机会到韶关市区的工厂重新参加工作，后来放弃了，原因是照顾不到家庭。

《人生》电影里有一组画面，说的是主角去城市“抢肥料”，而这个场景在我读初中时就发生在我身上。经常是凌晨4点左右被母亲叫醒，用手电照着母亲去矿公厕“抢肥”，既给母亲壮胆，又给母亲“侦查”，看矿里哪个母亲在我们之前。

母亲很勤劳，种出了矿山人羡慕的蔬菜瓜果，矿里经常有人从我家拿菜回去尝鲜，当中有矿里的“老乡矿长们”。但父母眼里，没有官大官小之分，对上门索取欢迎，绝不送菜上门。

母亲的一生，是矿山“家属工”的一生。“矿山母亲”是那年月矿山建设的主力军之一，也是矿山千万家庭和谐与稳定，更是矿山的繁荣标志。

铭记矿山的“家属工”，一代伟大的矿山母亲。

家园网

2011年8月18日上午10时后，广东江门的同学郭士雨和我通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在《曲仁（红工）家园》网发了文章，我被问住了。

什么网？什么文章？郭同学的话，我不知所措。作为央媒派驻地方的记者，我每天都在写辖地的新闻，每天有大量的网站转载，而郭同学感兴趣的网站和文章，我首次听说。

郭同学反复强调，是2006年写我父亲的。我说，可能是网站下载的，随手记下了他说的《曲仁（红工）家园》网。

写父亲的文章不多。当年底在北京总社学习，知道自己2007年春节期间被派驻台湾做记者，从北京飞广东时，绕道飞长沙，在故乡花明楼拜祭父亲的坟，告慰长眠于故乡的父亲：儿子不仅从地球深处走了上来，将走进台湾，到“国统区”工作，并写下《父亲坟前的松树》登在南方日报。

《曲仁（红工）家园》网转载了，郭同学看到了告诉我。看到网上标有一段红笔线“从朝鲜回来后，父亲转业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煤矿第一线——曲仁矿务局云顶矿，成了矿山的新主人。”

郭同学说，“家园网”是矿山人自己的网。

我是实实在在的矿山人的后代。那年上半年，佛山南海盐步的同学苏中波曾给我电话，问我是不是和郭士雨一起去深圳参加“红工聚会”，问得我一头雾水，看到《曲仁（红工）家园》网才知道，苏中波的电话最后落脚点也在这里。

矿山人执着，父辈们在地球深处不屈拼搏的精神，被“矿二代”在地球上面发挥的淋漓尽致。照片、文物、人文故事、街谈巷议……家园网上，顷刻间，都能勾起一代矿山的记忆。

2011年8月21日，我写下第一篇《从地球深处走出的人》发给《家园》网，开始说矿山人自己的故事，说矿山人人家里的家事，到本篇已写下整整10篇矿山的记忆，且不论质量。

2016年8月7日，我在《伍家村，“人鬼”转换的瞬间》，寻找40多年前“山塘”水下救我的恩人苏国强，半个小时，强大的《家园网》人脉圆了我的梦。

辉煌的曲仁煤矿，曾承载了父辈一代的历史，续写了一代“矿二代”追求。

矿山消失了，家园精神却在现代科技中传播，以最朴实的方式，牵挂着矿山的情怀，温暖关心仍在困难之中的矿山人……。

大家梁晓声说：影响现实的，是离现实最近的史。……矿山的舞台、矿山的球场、矿山的山塘、矿山的调动、矿山的男人、矿山的女人、矿山的山花、矿山的那年那月……都成了我的矿山关键词，人生关键词。

总也写不完。

文/黄耀辉